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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村建居”社区融入城市进程中优势与局限 　　[摘要]城市化发展必然带来空间的拓展,“撤村建居”是其最直接的体现,为了防止“伪城市化”,防止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必须要使“撤村建居”社区真正融入城市#65377;本文从城市化的大背景出发,以社会资本的激发和社区功能重建为目标,通过调查对象的社会角色转化#65380;社会保障水平#65380;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参与度四个层面内容,对杭州三叉社区的基层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展现了“撤村建居”社区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优势和局限#65377; 　　[关键词]撤村建居;城市化;三叉社区;和谐社区 　　[中图分类号]C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54-03 　　 　　中国现代化建设,城市化是重中之重,整个社会结构重心从乡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是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由传统乡村文明转变为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过程#65377;“撤村建居”社区融入城市??进程中,充满着各种利益的博弈,甚至还有失土农民的“痛苦”体验,关键是“撤村建居”社区要充分整合各种“社区资产”,发挥优势消解局限,实现对城市社会的真正融入,从而推进和谐社区及和谐社会的构建#65377; 　　杭州城市化进程走在全国的前列,2006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2.1%,比全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65377;杭州从1998年开展撤村建居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工作,到2005年7月底共有3批155个行政村“撤村建居”#65380;近7万名农民转为居民;完成127个社区“翻牌”和76个“撤村建居”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转制;确定30个“城中村”改造点#65380;涉及40个“撤村建居”社区#65377;为了防止以城市建设热来代替城市化,以土地城市化的超前来掩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滞后的“伪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撤村建居”是城市化实现从形式到内容变革的重要途径#65377;显然,“撤村建居”不是简单的“拆了旧房盖新房”的浅层次问题,也不是形式上“翻牌”的问题,事实上,“城中村”已经成为最早最快启动城市化的农村,也演变为当下城市内最难彻底城市化的社区#65377; 　　基于对“撤村建居”社区在融入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本文从杭州“三叉社区”的基层经验出发,来剖析“撤村建居”社区在城市融入进程中的优势和局限#65377;应该说,杭州城市化的先发优势,也必然遭遇到先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也必然对全国具有启示性影响#65377; 　　三叉社区在2002年5月成为杭州第二批“撤村建居”的社区#65377;现所辖区域的总人口是10551人,其中本社区户籍人口3654人,外来流动人口6897人#65377;社区户籍人口家庭户共881户,都是从农村户籍转化为城市户籍#65377;本次研究以881户家庭为调研对象进行普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81份,回收881份,有效回收率100%,然后通过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65377;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65377; 　　 　　一#65380;融入城市的必然性:社区居民社会角色的转变 　　 　　对于“撤村建居”社区居民而言,其社会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角色由农村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必然也随之而产生与这种社会性角色相适应的一整套权利#65380;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也决定了相应的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的变迁#65377;“撤村建居”就是从组织建设层面来推动社会角色的转变#65377; 　　与城市社区相比,“撤村建居”社区还存在一定局限#65377;从户均家庭人口数而言，家庭户均人口是4.15人,3人户的占28.5%,5人户最多,占到32.8%,6人及以上占到12.9%,甚至还有11人的大家庭#65377;显然,“撤村建居”社区由于社会保障机制滞后,子女扶养为主的家庭养老现象很普遍,这种家庭抗社会风险(诸如失业#65380;生病等)的能力较弱#65377;从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1.7%,“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2.1%,“大学本科以上”的只占3.6%#65377;由于原来城乡教育水平的落差,“撤村建居”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直接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参与度,社会竞争力相对较弱#65377;这点还可以从劳动就业状况来印证,根据社区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失土待业”人员1678人,要占到总人口数的45.92%,如果按照劳动力人口来计算的话,失业待岗率就更高了,将会达到67.61%,则远远高于城市失业率,城市居民的登记失业率绝对不会超过两位数#65377;“失地又失业”的现象是存在的#65377;“撤村建居”社区居民缺乏城市工种的系统的技能培训,其胜任工作能力相对较低,这使得他们通过工作而获得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