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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小”战略在罗湖实践 　　1995年5月到6月，江泽民同志到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考察了近50个企业，召集了10多次座谈会。在这次考察活动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八条基本方针，其中一条就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一般国有小型企业，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此后，“抓大放小”就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性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到今天，已经过去快八年了。八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和肯定“抓大”的一面，而对于“放小”，疑虑者不少，实施起来阻力颇大。实际上，“放小”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改革攻坚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和焦点难题之一，与我国国有经济的地位、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这项改革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至今取得了哪些成效？通过实践又获得了哪些新认识、新经验、新思路？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深圳市罗湖区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施佑生。 　　 　　深圳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朱地：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个城市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甚至有人把它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圣地”。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都是由深圳率先实施，取得成功经验，再向全国推广的。而罗湖，又是深圳的核心地区，更是得改革风气之先。您能否先介绍一下，与内地相比，深圳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具有哪些特点？ 　　施佑生：在1987年以前，深圳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内地是一样的，都是由各工业局管理企业。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政企不分，所有者缺位，遏制、束缚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1987年李颢任市委书记时，对整个深圳市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作出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设立投资管理公司。我在中央党校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时，从1984年开始关注、研究国有企业体制问题。1984年在人民大学开了一次国有企业体制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提出所有者缺位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所有者，所以搞厂长负责制也好，搞承包制也好，都没有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当时已经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概念了，但就是找不到所有者。搞股份制改造，实际上就是要把缺位的所有者找出来。我到了深圳以后，发现李颢同志的这个思想，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把政府所有的工业局、商业局，如建材局、电子局、机械局、医药管理局等等，都改成公司。然后把政府财政管理企业的这一块，分离出来，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当时投资管理公司的职能，包括管企业资产，管企业财务，为企业提供担保等服务，但不直接生产、经营。这是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应该说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管理体制，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政企不分的问题。由投资管理公司管理企业的资产，这就把政府和企业分开了。这种体制对于增强企业的活力、增强企业的自主经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地：当时深圳市率先成立投资管理公司，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后来，中央提出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项要求，其中之一也是“政企分开”。当时为什么把“政企分开”当作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施佑生：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一直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我当了企业经理后才深深体会到，国有企业决策失误，实际上多是政府决策失误，都是政府在指挥企业行为，企业没有多少自主权。包括企业中的腐败现象，也大多与政府官员有关系。在企业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背后，如果深查，总能发现背后有政府官员在起作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撤销各个工业局，成立投资管理公司。 　　朱地：这种投资管理公司与以往的政府机构，即各工业局，有哪些实质性的区别？ 　　施佑生：在人、财、物的管理上都有区别。在人事权上，过去政府工业局直接任命企业的经理，调配企业内部人员，在人事上企业是不独立的。投资管理公司成立以后，企业经理的任命权由工业局转到了市委经济委员会或市委组织部，企业内部人员的任用由企业内部自主决定，投资管理公司无权干预。在财权上，原来都由工业局管，控制企业的资金调配，企业还要上交管理费。设立投资管理公司后，企业支配的财权交给了企业，投资管理公司只保留了监督权。在物权上，也交给了企业，投资公司也不能管物。投资公司只能管资本，监控财务，统计财务报表、考核企业的资产增值情况、经济效益情况等。从财务的角度来管理企业，与从产、供、销来管理企业大不一样，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过去有许多“婆婆”在控制企业，现在“婆婆”没了。投资管理公司只是管财务、管资本，其他方面就不能管了。当时对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增长，增强企业的活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朱地：当时对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