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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为什么下降 　　 　　 　　近年来，我国市场化水平在其他方面都有所提高，惟独“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标从1999年的6.11下降到2000年的6.05。两年内，中部和西部下降尤其明显，分别为-0.11和-0.12；即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也仅有0.03的上升。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于2002年12月6日公布的对我国“市场化进程”5个方面的变动研究的结果。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分配资源比重减少” 　　 　　从该指标的5项内容看，首先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下降的最多，为-0.38，其中西部下降0.75。这说明资源由政府分配的比例有所增加。其次是“缩小政府规模”，全国数据为-0.07，而东部为-0.21。这表明近2年政府官员数量上又有扩张，而以东部为甚。 　　另外三项内容中，有两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不可比，因为1999年没有列入。还有一项就是“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从全国看是0.11，是可喜的进步，然而，如果分区看，中部是-0.1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民负担最重的中部地区情况并未好转，而且有加重趋势。 　　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一个相对指标，它虽然不能衡量各地离市场化究竟有多远，但能比较客观地判断各个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差距，也就是能判断在市场化进程中谁走在了前面，谁落在了后面，各地之间的相对距离是多少。通过这个指数，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里各个地区及全国的市场化步伐加快了还是放缓了。 　　主持此项研究的著名学者樊刚和王小鲁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衡量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最主要指标。近两年下降是有原因的。主要是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政府投资增加的结果。至于中部地区农民负担的加重，指标与人们的经验判断也是一致的。 　　可以作为参考的是，2002年第四季度以经济学家许小年为首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发表了一份震动学界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民营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紧密相关，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即使没有扩张性财政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8%的增长率。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根本作用，其指向之犀利尚不多见”。 　　 　　正方反方争论多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提出“积极货币政策”难见成效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一改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放弃逐年减少已有预算赤字的构想，转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就是政府发行国债、扩大投资以拉动需求。它原本被当作应急之需而推出，却连续实行了5年，使得相关争论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但200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力排众议，一槌定音：2003年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将连续第六年主导中国的经济大势。因此，人们更有必要了解各种不同意见。 　　支持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功臣”。人们不能无视在周边国家经济疲软，国内民间投资不活跃的背景下，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显著拉动作用。权威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底，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政府安排了一大批国债项目。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这5年一直较高的增长速度。有的学者推算，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区域生产力布局得到调整。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丰富政府宏观调控经验，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反对者其实也没有否认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政府在经济萧条期通过扩大投资，实施“反周期”政策，启动、刺激经济，无可厚非。不过，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也就是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发挥如何。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产生这种效应，通过政府投资“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支持反对意见的客观依据是：积极财政政策实行5年，消费需求依然增长乏力，近几年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的整体水平却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且不稳定。从投资需求来看，国债投资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民间投资却未能真正启动。从投资的规模来看，近几年，国有投资在总量上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总和，仅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政府投资非但没有通过“乘数效应”带热民间投资，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 　　与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