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慎”、“勤”解读.doc

“清”、“慎”、“勤”解读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今人不见昔时月”，想想古人“清、慎、勤”的官箴，拿它来照照今人，也许不无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德化民，强调要施仁政、行德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首先有“德”，有了“德”才可能以“德”施政；否则，把“德”挂在口头上，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哪有什么“德政”可言？因而，提倡“德治”的儒家最讲究修身养性，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在顺序上是依次递进的，显然不能躐等。在用人标准上，儒家也是主张“德才兼备”，而不是“才德兼备”，“德”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养成了良好的德行，才能有益于社会；否则，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再能干，而德行有亏，也是会受人非议、招来白眼的。譬如，在重视乡里评论的汉末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被贬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例证。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出的这一套政治伦理对士大夫们就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普通公民也都有潜移默化之效。因为士子们深受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的熏陶，所以，在中国古代官场，尽管也有不少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残民以逞、敲骨吸髓的事情发生，但那些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多少还是想着点自己的脸面名节，甚至胸中充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为名山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便是在私欲冒头时，在作奸犯科时，也多半能扪心自问，中夜?徨，甚至悬崖勒马，洗心革面。也正因为为官作宰的士大夫们对自己提出了相对较高的政治道德要求，因而清官廉吏也就代不乏人，薪火相传，从而为标榜“德治”的儒学撑住了门面，为读书人保住了一线斯文。 　　 　??邑有流亡愧俸钱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一首《寄李儋元锡》的诗中这样写道：“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需要指出的是，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欠发达，即便是文景之治、孝武盛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也不管是首善之区还是财富江南，“邑有流亡”恐怕都是事实，要做到“邑无流亡”，事实上有很多不可克服的困难。但诗人在这里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入仕的读书人中，确有一些人是把辖区的老百姓生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心中惦记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把个人的“十万雪花银”放在第一位。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跟王任重等人谈起这首诗时，还以十分钦敬的心情赞扬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崇高情操、清官胸怀。毛泽东等当时是在讨论诗文，提起这首诗是否有感而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也是对清廉的政风有所感怀吧。 　　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德”和以德化民的“德”，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有几分“干货”的。这份“干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二为“慎”，三曰“勤”。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官行政，只有做到了清、慎、勤，才能算是施德政、行德治，拿了“俸钱”而心中泰然。兹请分别论之。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先说“清”。至晚在三国时，就有人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而后来的地方官员甚至把“清慎勤”三字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官衙大堂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要那些父母官们时时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检视自己、照照自己。由此可见，古人为官，对“清、慎、勤”三字确是非常看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旧时民间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则说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话语，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庞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传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官作宰，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政治上轨道，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盛世中，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橥廉政的旗帜，如汉文帝、唐太宗、清世祖等就是典型。他们不但对臣僚提出廉政的要求，自己也是廉政的表率，因而对当时清廉政风、淳朴世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汉文帝弃修百金之露台，影响何止于当时；又如唐太宗与魏征君臣认识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一生都保持“衣无锦绣”的俭朴之风，其影响也及于后世。即便是那些性喜豪奢的帝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