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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上下级关系 　　 　　1951年初,全国解放,大局甫定。针对怎样把老区的农村工作提高一步的问题,当时的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两次组织调查研究,于这年的2月向山西省委汇报,提出了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3月,省委书记赖若愚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明确表示省委同意择点试办。此后不久,长治地委召开全区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第一批试办合作社就这样诞生了。 　　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注意。华北局政策研究室随即派出调查组前往调查,对合作社的种种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 　　长治地委不同意调查组的看法。于是调查组将双方的分歧整理成文,经王谦审阅,加注了不同意见,报告华北局。调查组途经太原时,将情况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赖若愚明确表示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华北局的态度是,赞同调查组的观点,不支持山西省委的做法。这一精神很快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见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将有关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也表示不能同意山西省委的做法。 　　4月,华北局决定召开所属省区的互助合作会议,与会的大多数人批评山西省委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王谦等山西代表则坚持认为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会议根据华北局常委的讨论意见,系统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参加会议的山西代表则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针对华北局的批评,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对几个问题的看法有申诉的必要。5月6日,赖若愚和副书记解学恭联名致电华北局,再次申诉,表示坚持省委的看法。 　　6月1日,华北局负责人又一次批评了山西省委的申诉,两天以后,刘少奇对山西省委进行了更严厉、更系统的批评,山西省委才被迫作检查,即便如此,检查的同时也有申辩。(以上史实均见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功过,早已定格成为历史。笔者无意再品评办社的是非曲直,只是对其中表现出的那个年月的上下级关系感兴趣。 　　这一事件过程中,中共华北局,山西省委,长治地委,构成了几组上下级关系。如果再加上刘少奇,这个上下级关系链层次就更多了。依照今人对上下级关系的理解,这件事有什么可争论的?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可是翻看那个时代的记录,却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可以体会到上下级之间有民主讨论、平等对话的宽松氛围。有指示,更多是协商;有批评,抗辩也正常。面折廷争,激烈交锋,上下两级,对话的权力共享。这其中洋溢着的浓郁的民主作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久违了。 　　农业合作化是“新生事物”,它的诞生,谁也不能预设。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找到地委书记王谦,明确表示省委交给他的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向省委提出建议”。不管王谦的主观想法如何,兴办合作社,确实是在太行老区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还不习惯使用指令和命令的方式,不太喜欢动辄将领导的想法强加给下级。某一个地区的工作如何开展,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的领导调查研究,独立自主地决策。这就使得决策过程容易少一些干扰,尤其少一些来自上级领导主观臆断的干涉。试看现在,一个地区发展什么,突出什么,往往都在上级领导的脑子里。这叫做“上级有话,下级有活”。领导喜欢艺术,地区剧团就排戏;领导喜欢运动,地区就先修一个体育馆;领导大学学水电,全区大上水电站;领导是矿工出身,全区闹腾小煤窑。这些年,我们的许多报废工程,下级心知肚明,还是咬着牙上马,追到根儿,还不是因为有某个上级领导个人偏爱。有那么一个小城,领导甫一到任,大拆大建造广场。市里财力根本支撑不住,结果造成一个宏伟无比的烂摊子。人说当地政府的政绩是:前任花上一个亿,挖成一个大坑,后任再花一个亿,填平大坑。离任统计,两任政府完成了两个亿的GDP,实现了“平稳过渡持续发展”。 　　这一场农业合作化的大辩论中,华北局两次严厉批评,山西省委、长治地委两次申诉。后来,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出面批评,山西省委一面做检查,一面依然敢于客观地申辩。现在听来,这几乎是个神话。现在的上下级,到哪里去寻找那种健康平等的关系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党一大优良作风,可现在党内外,我看这一活动很少了。尤其是对上级,谁要是公开挑刺,对上级的批评胆敢抗辩,那是不想干了。如果仅仅止于违心拥护领导的错误决定,那总归有几分无奈的成分,还可以理解;最怕是主动贴上去,在领导周围掀起吹牛拍马大赛。领导一旦莅临,必定是“亲临指导”,所到之处,必然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吹捧逢迎,是宁可过头成为笑柄,缺位却是万万不可的。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我们的党政接待部门近年已实践总结形成了一整套娴熟的接待工作流程,毫不夸大地讲,许多部门迎来送往的“接待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参与过一次接待,某首长在某地路过两天,吃喝安排、停歇时间精确到分秒,警车颜色、路口岗哨、上访屏蔽、车队行止井然有序,主客迎送严丝合缝,令人感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