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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北大上学日子 　　1970年,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现将当时经过的一些事情,略述在此。 　　 　　我被推荐去北大学外语 　　 　　1969年,我入伍进四川,被分配在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当战士,由于表现好、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很快就当上了连队的文书,又入了党。入伍第二年,即1970年8月22日,我随总站站长从重庆出差刚回到成都,指导员找到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北京大学学外语,这个表格你填一下。”由于文革爆发,我没能考成大学,没想到入伍后倒被组织上推荐上大学,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着实高兴,急忙问指导员:“学哪门外语?”指导员说:“听干部处的人说学印地语。”我又问他:“印地语是哪国的语言?”他回答我说:“大概是美国的,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还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么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这次我们总站共有两人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上学,我去北京的校本部,另一位去江西鲤鱼洲的北大分校。入北大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也是分北京和江西这么两部分。在北京校本部的大部分是短训,学习一年时间,去江西鲤鱼洲的是重点培养,学习两年以上。我是8月25日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入校的,29日发了写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字样钢印的学生证。“北京大学”4个字是至今还很流行的毛主席题写的草书。校徽和学生证同以往的学生发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北大大部分系都招了新生,9月1日前陆续报到,后来知道包括短训班一共是1万多名新生。有人说北大是“三个教职员工保障一个学员”,又知道了当时北大教职员工是3万多名。学外语的东语系、西语系、??语系基本上都是解放军学员,那时的战备观念很强,是为部队普及外语喊话和搞情报培训教员和人才的。当时,校本部的工农兵学员解放军学员占一半。我们印地语专业的100多名解放军学员,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 　　 　　所谓“上、管、改”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老生早已离校,北大校园里显得很是萧条和破败,到处荒草丛生、杂乱无章,垃圾成堆、废纸遍地。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有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实施,因为太脏、垃圾太多,我们一连干了几天,才使学校基本恢复原貌。 　　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全称是“某某某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某某某部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北京大学驻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和木材厂等工厂的,军宣队是8341警卫团和63军的,以新华印刷厂和8341警卫团的人员为主。8341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是北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但他基本上是挂名,日常具体工作由63军副政委王连龙和政治部副主任刘信负责。借鉴解放军的经验,学员们都按班、排、连进行了编组,按解放军的路数来安排活动。班长由学员担任,排长由学员或教师担任,连长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担任,解放军学员中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任指导人员,连长不在时他们履行连长的职责。一开始招呼学员的工作多由驻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负责,几个月后,可能是有些厌烦,他们都退到了二线,指挥出操、组织开会、集体活动,都由各军区来的带队的人员来施行。地方学员集中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的活动,一直由驻校工宣队和军宣队来管理。 　　9月1日,全校师生集中到北大东南角的大操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大会。会议由杨德中主持。记得江青、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听说他们是请了假来北大参加开学典礼的,典礼一结束,他们就匆匆坐车离去。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学习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大会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出席大会的江青讲了话,当时她讲的什么已记不清了。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曾红得发紫的聂元梓也在主席台就座,最后让她讲话。 　　开学典礼的第二天,就进入了正式上课学习。除了个别系,大多数系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内容和文革前学生学习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印地语专业的第一课,是学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和自己的名字。只是政治活动很多,动辄就集中开会、集中讨论。说是“上、管、改”,其实,学员们一点儿自主权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