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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我人生拐点 　　 　　1977年那个冬日的早晨，我站在古老的徐沟城十字街口南面的墙前，久久望着墙上大红的高考招生初选榜激动不已。那张文科考生榜上只有两个名字――我和我们徐沟中学高七班的另外一位男生。就是说，徐沟公社初选的文科考生只有我们两人。我丝毫没感到寒风的凛冽，只觉得浑身热血涌淌，心跳如奔，冥冥中，觉得自己人生的拐点就要到了。 　　然而，两个多月后的那个下午，在太原文源巷省第四招待所的一个房间，我的老校长、时任清徐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温广义老师宣告了我理想之梦的破灭――录取已经结束，我榜上无名！ 　　透过招待所的窗户，我向外望去，泪眼婆娑中，那个黄昏，残阳如血…… 　　 　　我虽是一个农家女儿，却也是个有梦的人。读书，跨入大学的校门，是我从小的愿望。 　　初通文字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更是我一生的精神支柱。从小他就教我打算盘、描仿引、背口诀、算算术，边劳作边给我大段大段地讲“三国”，讲“水浒”，唱一出又一出的山西梆子和太谷秧歌。 　　我崇拜父亲，崇拜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能凡事拿得起放得下，其好人品好人缘名声在外，种田无懈可击，算盘打得棒，毛笔字写得好，下象棋无敌于左邻右舍，《三国》《水浒》说了一段又一段，本戏能唱一出又一出……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他身上集结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勤劳而节俭、善良而孝顺、厚道而笃诚、重义而薄利、忍让而宽容、睿智而豁达、吃苦而耐劳、从容而淡定、坚持而勇于担当。后来，我读了孔孟，读了老庄，读了先秦诸子，读了程朱理学，读了冯友兰和鲁迅…… 　　一路读下来，才突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已浸淫在民间，渗透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在由中国农民的血脉传承。当然，我们的农民父亲们没有多少文化，他们不会用上述那么多的形容词，但他们用自己独有的人生经验和智慧造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平实而又坚持的人生。在我心目中，父亲是完人，是偶像，我不能想象没有这个农民父亲的我的人生。 　　父亲说，好好念书，做一个有文化有出息的人。我深知这句话的分量。当年，父亲因家里缺少劳力而早早辍学。我知道这是他终身的遗憾,尽管他从不曾表达。我从小记住了这句话，且持之以恒。 　　然而，我们那一代，即今天所谓的50后，生长在一个物质匮乏、知识荒芜的年代，注定先天营养不良。那时，无钱买书，有钱也买不到书，书被作为封、资、修毒草铲除焚烧。要读书，只能找，只能借。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我读小学三年级，学校乱了，停课闹革命，而我这个班干部、三好学生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排斥在“红小兵”队伍之外。这对我打击很大，我情绪低落，无所事事，便开始找书来读。 　　我找书的途径有5条。一是从插队知识青年处借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65年9月23日全国1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1973年8月4日已达到800多万人。后来好几年还不断有下的。其间，来我们西楚王村插队的太原知识青年先后也有许多批，他们带来了一些书。虽然开始的几批年龄比我大得多，有的大十来岁，但他们都分在生产小队，住在邻居家，离得近，混得熟，借他们的书看很方便。后来的几批虽然单独编成知青队，住在专门为他们盖的房子里，离得远了，但年龄与我相仿，我借他们的书看也不难。 　　特别是1974年我高中毕业返乡后，来了一批太钢的知青，与我同一届高中毕业，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一起劳动，一起参加民兵训练，相互借书，相互交流，他们中的许多都成为我的好朋友。 　　二是从下放劳动干部子女处借书。“文革”期间，不时有城里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有许多是全家一起下放的，他们的子女便插到我们班里上课，我从他们那里也能借到一些书。 　　三是从村里的“老三届”学生即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66、67、68三届高、初中学生手里借书。在村里这些人数量不多，但他们的书还不少，大多是他们偷来的学校准备焚烧的所谓封、资、修的书，有的还盖着清徐中学或徐沟中学图书馆的印章。 　　四是从村里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处借书。这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书大多数已被没收，即使冒着政治风险留下几本又哪敢示人，只有同我最要好的同学才敢偷出来借我看一晚上或几小时。 　　五是从老师处借书。那已经是1972年至1974年间读高中时的事了。当时，我们徐沟中学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高素质的老师，他们许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有清华、北大、北师大的，有南开的，有复旦、上外的，有山大的，还有留苏的……大多是所谓政治上有问题的，有的是右派，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有历史问题，有的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等等。据说分配的时候别的学校都不敢要他们，只有徐中的温广义校长胆大而且爱才，便担了不小的风险把他们收拢来，给了他们一片施展才华的天地。后来在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那段日子里，他们用他们的才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