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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新闻传播学研究新鲜话题 　　摘要　本文以2008年发生的重要新闻传播事件及研究为话题，对2008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收获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　新鲜话题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对我国来说，大事频发，波澜起伏，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都接受了多重考验，我国新闻传播业的职业水准也得到一次大的提升。本文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重大事件的解读和基础理论研究两个维度，考察一年来的理论收获。 　　这年学界研究的话题虽然突出，但大多是围绕刚刚发生的事件展开的，重复较多，没有形成突出的集体关切，重大理论问题的聚焦能力不足，话题分散。主要依托社会重大事件的议程进行应用性的解读固然重要，但难以在基础理论层面扎实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学科的理论聚焦缺乏学科的自身逻辑。 　　 　　一、信息公开：从危机应对到社会常态 　　 　　关于“信息公开”的研究这几年逐渐升温，现实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推进。2007年元旦至2008年10月17日，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者的主要原则和精神在10月17日后得到了新条例的确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条例以长效法规的形式，保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常态。二是舆论反复吁求，三是网络时代的技术支持。 　　新闻传播学界对信息公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信息公开对危机事件的作用机制。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恐慌的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而不是信息的公开。一个好的社会传播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公开、及时、平衡为基点。汶川地震报道和三鹿奶粉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了危机时刻信息公开与信息封锁的结果。汶川地震伤亡十分严重，却基本没出现谣言，这主要因为我国媒体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公开的程度为历次灾难报道所少见；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实行信息封锁，庸俗公关，多次错失主动化解危机的机会，导致公司和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为信息封锁的后果埋单。 　　其二，信息公开的制度变迁路径。多数研究者强调，重大危机事件推动信息公开，体现了因事成制的路径依赖。研究者认为，通过抗震救灾报道引起制度性的反思，其成功的经验应该沉淀为制度层面的改进，它带来的传媒体制建构方面的认识成果在于：以“社会本位”的传播架构替代“行政本位”的传播架构。“如果我们不能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收获一种制度性反思和建构的成果，那么，这场灾难所造成的损害就还将在未来延续。”或者如胡锦涛同志评价及时公布震情灾情时所说：“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二、“敬畏生命，减少伤害”：被明确的采访原则 　　 　　在汶川地震后的全国性救灾活动中，我们的传媒记者迅速跟进，奔波于救灾一线，表现了顽强的职业精神，创造了近年来最好的传播效果。但在另一方面，某些记者采访中缺乏人文关怀的职业意识也显现出来。例如强求采访，让被采访对象回忆痛苦经历；发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照片；震后某报发表“做鬼也幸福”的词，等等。心理专家指出：“如果媒体在报道地震救援的时候，总是提供惨烈的、震撼心魄的图片，或者是夸大灾难事件的恐怖性、可怕性和影响性，以达到抓取读者的目的，那么这种报道就会给当事人和未经历灾难、关注灾难幸存者的许多人，造成一个新的‘应激源’。” 　　有的研究者强调：“敬畏生命，减少伤害”，是传媒新闻职业规范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表述，但我们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职业素养教育。这次地震报道中，记者们非常辛苦，想要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职业冲动也可以理解。但要明确了一条原则：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尊严，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记者们须谨记“以人为本”；而对接受采访者来说，如果要求你配合采访而你无力应对，你们应敢于对他们说“不”。 　　还有的研究者分析了汶川地震报道中的“母爱短信”。网站编辑未经核实将网上流传的这条“无源消息”制作成网页，三家报社不加核实轻率转载，旋即全国众多媒体“积极参与”。当事者或许出于弘扬伟大母爱、营造感动舆论等考虑，有意无意地在转载时放弃了应尽的核实责任。于是，一篇虚假新闻就这样在众多媒体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个感动全国人民的“神话”。作者提出：任何时候都应该追求新闻真实，遵循新闻工作的基本职业规范，杜绝“感人的”假新闻。 　　一位研究者结合汶川地震的救灾报道，总结了灾难报道尊重人的生命和权益的若干职业规范：以同情之心面对灾难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记者要避免成为噩耗报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