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务正业”王世襄.docVIP

“不务正业”王世襄 　　每次走进上海博物馆,我都要在明清家具展馆驻足再三,细细打量那些由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我说不清哪一件曾在他家里见过,但有一种特殊的好奇和亲切。 　　多年前的一个冬日,那时他还住在芳嘉园的院落,我走进零乱简陋的房间里与他面对。火炉不旺,屋里有些冷。但是,听他谈熟悉的友人,听他谈自己的往事,一时间,我感到物质的因素在这个居室仿佛处在极不起眼的位置。他那种对文化的执著,那种与众不同的对艺术收藏所持的迷恋,漫溢出精神的暖意。 　　“我是不务正业。”每次说到自己的经历,这位30年代燕京大学的学生,总是这样自嘲。可是,他正是从这种“不务正业”中,不经意地履行着一个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生在大家族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出生于北平,我国著名学者、文物专家,有“京城第一大玩家”之称。祖上是福州的大家族,在其祖父那一代来到北平,从此定居于此,到王世襄已是第三代。 　　父亲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毕业后,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并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09年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民国后,1920年父亲被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本来全家要一起随父亲赴任,但此时王世襄的哥哥王世容不幸夭折,只有七岁的王世襄本人也患猩红热初愈,不宜远行,母亲为此只好留在上海。王世襄十岁时从南方回到北平。此后,除抗战期间几年流亡四川外,王世襄的一生都在这座古都度过。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浸染着他,令他着迷,令他沉醉。 　　王世襄母亲的娘家也是望族。王世襄曾说:“母亲家有钱。外公在南浔镇。发了财的是他的父亲,做蚕丝生意。外公没有出过国,但很有西洋新派思想,办电灯厂,投资开西医医院,把几个舅舅和我母亲一起送出国,到英国留学,那还是19世纪末。”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实在是王世襄的幸运。一方面他可以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在颇为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 　　对王世襄的艺术兴趣产生直接影响的恐怕要算他的母亲和舅舅。大舅金北楼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其发起组织的湖社在美术界影响甚大。受其影响,王世襄的母亲金章也成为著名鱼藻画家,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还是著名竹刻家。王世襄难忘母亲的作品带给他的快乐。抗战后期,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艰苦环境中,他在梁思成带领下从事古建筑研究,同时,他抽时间一笔一笔在油灯下用小楷认真抄录母亲撰辑的画鱼专著《濠梁知乐集》四卷,用母亲的雅兴来充实自己。人到晚年,他仍不忘精心编辑出版母亲的作品集。他重新品赏一幅幅精美画图,看那些美丽的金鱼呼之欲出,儿时在母亲指点下欣赏金鱼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70年代,王世襄曾受舅舅金西崖的委托整理他的专著《刻竹小言》予以出版。王世襄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竹刻鉴赏》,也就成了明清以来竹刻艺术精华的荟萃。 　　 　　幸遇梁思成 　　 　　晚年时王世襄自己曾这样说过:“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他说这番话当然带有自谦成分,但也道出了几分实情。 　　上小学前后,王世襄玩兴十足。他先养鸽子、捉蛐蛐;稍大,用葫芦养冬日鸣虫,并学会在葫芦上烫花。进燕京大学后,王家在校园附近拥有的一大片菜园子,居然成了他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玩家们来此相聚的世外桃源。可以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王世襄这位家境殷实的孩子,活得无忧无虑,快活自在。动荡的时局,似乎与他无关,与众多京城玩家们无关。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 　　造成青年王世襄生活道路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母亲的逝世。 　　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级获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认真念书。 　　《画论》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个题目,涉及哲学、历史、艺术许多学科。研究院毕业时只写到宋代,离开学校后父亲鼓励我把书写完。1941、1942年两年靠父亲养着把全稿写完,但自己还总觉得不满意,太幼稚。一直想修改,未能如愿。后来又害怕被说成是唯心主义,故至今未出版。 　　也许可以说,撰写《画论》的过程,也就是王世襄真正完成未来道路选择的过程。处在沦陷区的北平,未来局势并不明朗,民族与个人的生存仍在危机之中,但学术性格既然形成,学术方向既然确定,像王世襄这样的文人就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去。 　　完成《画论》之后,王世襄1943年辞别父亲,离开北平,到西南大后方去,开始了辗转求职的行程。 　　父亲让我找工作。我绕道河南、陕西到了西南。行程一两个月。我到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琦留我当中国文学助教。我不愿意,到了重庆。在故宫的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