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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迷信警示 　　当前干部选拔制度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一些官员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 　　程萍博士没有想到自己一项关于公务员科学素质的调查，最终会被媒体解读为“中国第一份官员迷信报告”，从而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少媒体在报道中说，根据这份报告，中国有超过一半的官员迷信。然而，程萍认为这并不准确，报告的一些结论被误读了。 　　 　　有多少官员迷信 　　 　　这份处于舆论旋涡中心的报告，最初是在去年5月被媒体披露的。报告称，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不迷信的仅占总人数的47．6％；而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的比例则分别是28．3％，18．5％、13．7％和6．0％。 　　事实上，报告的调查对象并不覆盖所有级别的官员，仅为县处级公务员。2006年9月至2006年12月，程萍所在的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对在中国地方各行政学院学习的县处级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范围包括上海、重庆、青海等17个省、市、自治区。 　　参与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干部均是由组织部按照公务员轮训的规定和程序，从当地政府各部门、各县市直属事业单位选调参加培训班学习的，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24岁。 　　程萍认为，这些被调查者“不具有特别指向性，可保证抽样的随机性与调查结果的代表性、普遍性”，能够反映县处级公务员的真实状况，但却不能代表其他级别的中国官员。 　　调查的初衷也不是“官员迷信”，而是公务员的基本科学素质。问卷中，对科学素质的测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即对基本科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程度。程萍说，报告涉及公务员迷信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那么，调查中为什么要测试对迷信现象的识别能力呢?原来，程萍是通过这种途径来考察公务员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程度。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是4种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迷信现象。“这些现象在中国很普遍，除了星座预测以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程萍说。 　　与最近一次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的数据(2005年)相比，这次调查表明，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总体水平(12．2%)高于公众(不超过2%)，但在迷信这个问题上，公务员与普通公众的识别程度并没有明显差距。 　　两者不迷信的比例相当，县处级公务员不迷信的比例仅比公众高出6．1个百分点。在4种迷信现象中，公务员对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的相信程度与公众差不多，对求签的相信程度低于公众，但对相面的相信程度则高出公众l.6个百分点――公众“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面的人数比例之和为26．7％，而县处级公务员的人数比例之和是28．3％。 　　程萍认为，“一半以上的县处级公务员多少存在相信4种迷信现象的情况”这句话被误读了，这并不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官员都迷信。中国科普研究所一位长期从事科学素质调查的研究人员对本刊记者说，“这只能算是一次典型调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抽样样本的不足(共计900份)以及抽样范围的局限，不能说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整个县处级公务员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次调查的结果，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刘华杰似乎并不意外――公务员与普通公众在迷信的识别能力上相差无几。他告诉本刊记者，官员迷信之所以受关注，与他们的显示度大有关联，“官员迷信更容易展示出来，影响也更坏。” 　　 　　“大师”指点升官路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曾在国家行政学院讲课时，出过一道选择题――什么是纳米?选项有3个：一种长度单位、一种新材料、水稻的新品种。参加考试的都是司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但答对的只有18％。王渝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 　　刘华杰则认为，现在一些官员科学素质比较低，相信一些迷信现象，与“读书少、自我学习不够”有关。他说，目前很多官员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不少人“每天饭局就要赶好几拨”，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学习，最多只是看一些文件，“但这代替不了用以提高自身素质的个人阅读”。 　　尽管对于程萍的调查结果，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的解读，但在官员迷信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认为应该警惕。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对本刊记者说，对于官员迷信问题本身，还需要研究的科学和严谨，但这些年来，从一些腐败分子迷信或深度迷信的案例来看，官员迷信程度确实比过去显著提高了，这对我们有很大的警示意义。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很早就开始关注一些贪官“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的现象。他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他们或求“大师”指点升官捷径，或者担心腐败行为被发现、被曝光而求菩萨保佑逢凶化吉，寻找心理安慰。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是一个典型。他从北京请来的一位“大师”预测说，他能官至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胡建学便下令将已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