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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待变”“过河卒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涂炭的中国,一方面急需团结起来,全国抗日,全面抗日;另一方面,急待国际社会特别是指持中立态度的美、英等国的理解和援助。1938年7月至1942年9月,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他对罗斯福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即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所以,在庐山谈话会上,他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竟也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8?13”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他看到: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以中共为代表的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便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 　　1937年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29日,他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他把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为由,要求胡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答应他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当时,美国所奉行的中立主义政策,确实使罗斯福为难。临别时,罗斯福只得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胡适的演说活动,引起日本人的惊恐,时在日本的杨鸿烈给胡适写信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国的一言一行,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暴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锥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他给夫人去信说,我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 　　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