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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案与现代思想史上两条道路争论 　　摘 要：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重新考证《水经注》案，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 　　关键词：《水经注》案；胡适；戴震；中国文艺复兴；科学；玄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83-02 　　 　　胡适晚年，穷二十年之功，以二百万字的著述，从事《水经注》的考证，对此，许多人认为纯粹是浪费精力，认为将学术界“已成定谳”的《水经注》公案翻出来，做的是一件无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重新考证《水经注》，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而其源头，则要从二十世纪初由胡适、梁启起等人所阐释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谈起。 　　 　　一 　　 　　所谓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参与四库全书的修订工作，并主持《水经注》的校理，并成为当时《水经注》的官方版本。然而在戴震逝世后三年，乾隆四十五年，四库馆中发现了由浙江采进之民间刊刻的赵一清《水经注》校本，于是出现殿本《水经注》戴震“参用”了赵一清校本的谣言，但在当时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事隔五六十年后，道光间魏源、张穆等人撰文指斥戴震主校殿本《水经注》“袭赵”。民国初年，王国维、孟森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一桩 “抄袭”案件经几代人辗转流传，“几成定谳”。 　　此案经过胡适的考证，得出结论：戴震在四库馆主校《水经注》期间，赵一清本《水经注》虽已进献四库馆，但戴并非得见，因而也未袭赵。而赵本与戴本的相同之处，胡适认为是属于科学史上平行研究同时发明的案例。 　　在胡适看来，由于戴震以博学与考据功夫名动京师，所以当时以举人身份破格入四库馆。然而，事过五六十年后，魏源、张穆诸人为何指摘戴氏抄袭呢？胡适说，魏源等人“欲为朱子报仇”。甚至近人王国维、孟森等人的仇戴心理，也是基于一种“为朱子复仇”的“正谊的火气”。胡适引魏源???戴之说为证：“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不愿有此弟子也。”毛大可即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专攻朱子。而江氏（慎修）为戴震同乡老师。据魏源等人说，戴震名重京师之后，对江慎修不称先生，但称“同里老儒”。因此构成戴震的另一条罪状：背师盗名。对于魏、张、王、孟诸人的心理，胡适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 　　顷又重读静安先生《戴校水经注跋》，颇感觉这公案背后终不免有戴学与朴学之斗争余波。戴学所以异于朴学，正因为东原不甘仅仅作一个“声音训诂名物象数”的大师，而要进一步做哲学思想的破坏与建设。纯粹朴学的大学者都无此胸襟，亦无此胆力，故当时人学人--除洪榜外，--都不能了解，也不能欣赏东原的哲学著作与思想。“摩登”如静安先生，也还不免抱此成见。静安说东原“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试问清代朴学大师之中，谁人“于六经大义所得”不浅耶？静安先生自己著作等身，其于“六经大义”所得几何耶？说他“欲夺朱子之席”，真是陋儒之见。说他“亦未尝与孔孟合”，亦是全不了解戴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二千余年中，究竟有哪一个思想家“与孔孟合”耶？……所以我总觉得王、孟诸人攻击东原窃书一案的背后不免有几分“卫道”“护法”背景。其意若曰，“戴东原欲夺朱子之席，总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可忌可耻之事’，他都做得出来！这并不足怪！” 　　在胡适看来，在戴震抄袭一案中魏源、王国维等人都是基于同一种心理：为朱熹复仇。而戴震与朱熹相去几百年，又何仇之有呢？这里便牵扯到清学内部的所谓“汉宋之争”。所谓“汉宋之争”据胡适的解释，是指清初的学者，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主张师法汉代经师，并自命这种以考据、训诂为业的学问为“朴学”，以区别于宋明高谈性理的“理学”。而所谓理学，虽然一般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正宗，但因朱熹在官学中的崇高地位，故而向朱子问难，而戴震针对的目标显然是朱熹，于是崇尚朱陆的宋学派视戴震为眼中钉，甚至捏造出一个“《水经注》袭赵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之对攻戴派的心理分析不泛神来之笔，而他为戴震翻案的心理动机同样耐人寻味。胡适写作此文的时间是1944年10月，其时王静安、孟心史诸人均已做古，而胡适痛责王、孟两位前辈，大约也不免动了一点“正谊的火气”。笔者以为这里面牵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整理国故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等人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所以为戴震辩诬翻案，于胡适关系重大。不仅关涉对胡适半生事业的评价问题，更有甚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的方向。 　　 　　二 　　 　　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