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悲剧.docVIP

一个“安那其布尔什维布克”悲剧 　　1920年2月29日晚8时，夜幕笼罩了上海，北四川路1746号的一间大房子里亮起了灯。房内陆续坐满约四十名从业于江海轮船或轮船公司货栈的雇员，面对这些饱经风霜的中国人，一位年轻的外国人用世界语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次讲演的情况很快就分别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志和英国在沪情报部门的情报摘要。留存至今的这些纸张陈旧、字迹模糊的案卷，录下了演讲者斯托帕尼（VadimA.Stopany)这个来自俄国的年轻人的名字；档案还记载着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和开会的全过程。人们由此得以洞悉八十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仿佛身临其境。 　　斯托帕尼侃侃而谈：“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这里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是骇人听闻的。上海的大多数工人每日不得不辛苦劳作十四个小时，而他们得到的工钱还不及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十分之一。资本家们靠榨取工人血汗来使自己致富，毫不吝惜地将所获不义之财滥花在购买轿车、四轮马车和其他奢侈品上。这种状况已经存续很长时间了。” 　　讲到这里，斯托帕尼便直切正题说：只有输入、采用共产主义才是结束这种状态的唯一方法。随之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含意，并简要叙述了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施。他告诉听众：“在俄国采用共产主义之前，该国的工人无异于农奴，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已经与原来的资本家和贵族不相上下了。”他进而激励道，如果上海的工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并且准备作出牺牲，就有理由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状况。最后，他劝在座者着手学习世界语，告诉他们，掌握了这种语言就可用以促进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 　　斯托帕尼的这个演讲由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国世界语学者陆式楷（又名陆耀荣）翻译成中国话，激发起听众的革命情绪和学习世界语的欲望。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斯托帕尼郑重地将一面红底衬着绣有绿星的白色方块的旗帜递交给即将成立的“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主要发起人张福堂。绿星是世界语运动的标志，而红旗在当时则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 　　公然在中国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和鼓动中国劳工仿效俄国革命起来造资本家的反，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前所未闻。这次演讲立即引起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恐慌。次日（3月1日），上海工部局的代理警务专员明确警告斯托帕尼，如果他要再进行此类提倡共产主义和煽动中国人反对其雇主的演讲，就将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实际上，自1920年2月斯托帕尼与陆式楷在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新华学校开设世界语夜学以来，就受到了租界警方和外国情报部门的密切监视。 　　世界语是波兰学者柴门霍夫（L.L.Zamenhof）博士揉合拉丁文、罗马文、英文和德文于1887创立的。这一比较简便易学的人造语言诞生后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并特别为工人和为解放工人阶级而奋斗的人士所愿意学。一些国家和国际的世界语组织多标明其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促进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宗旨。在国际工人的大会和组织中，世界语起过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语曾一度成为在国际争取对苏俄支持的手段，苏俄曾希望国际世界语运动严格追随亲莫斯科路线。1921年，共产国际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决定采用世界语和简化世界语作为国际的语言（但未被共产国际所批准）。 　　19世纪末，世界语从俄国的海参崴传进中国后，积极学习和运用这一语言的主要群体是鼓吹消除国家和种族界限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批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创办了传播世界语的学社、学校和学会，编辑、出版有世界语版面的刊物等。但总的来说，到1919至1920年间，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规模还很小。因此真诚希望把世界语当作消除人类争端、实现世界大同的工具的斯托帕尼，便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推广世界语。他来华后不久，先是在自己居所设社义务讲授，然后开办世界语学校，免费向更多的人传授世界语。 　　附设于新华学校的世界语夜校又称新华世界语学校，开始时每周有三个晚上上课，大约有三十名男学生，后来又在白天开办女学。到1920年夏，学员人数一度增至上百人。1920年5月3日刊登于《民国日报》的“世界大同的媒介”，说世界语是联络人类感情、消灭阶级、研究学术的捷径，应当“成为人人应学的公语”，凡“主张大同自由平等互助的人没一个不欢迎他(它)的”，号召大家到传播它的学校――新华学校去学习。为了迅速推广世界语，新华世界语学校在各大中小学放假期间扩大招生。1921年1月26日《民国日报》有一则广告云：陆式楷、王克绥、司笃巴尼[斯托帕尼]等人在新华学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为教授时间，星期日亦不停课。凡有志者，不论何人皆可来学，并不收费”。除了在新华世界语学校执教外，斯托帕尼还在上海的韩人学校教授世界语。经过努力，他迅速结识和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中、韩、西人世界语学者，在此基础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