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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防艾项目中国六年 　　2000年，当“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公众词语时，一个中英合作项目在四川及云南展开，今天，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艾滋病本身 　　6年前的3月，龙永图和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代表两国政府交换了一个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项目书，英国国际发展部为该项目提供近2000万英磅的无偿援助。当时的龙任职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 　　6年之后，伴随着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和正式执行，这个国内艾滋病领域最大的政府双边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即告结束。 　　“中英项目留下的是无价之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副主任沈洁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它的影响力已经超脱了起初“遏止中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毒传播，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的目的。 　　 　　为什么是艾滋病 　　 　　1999年，英国国际发展部部长、内阁大臣克莱尔-肖特来到中国，那个时候双方政府已经达成一个初步的援助意向，但是具体把钱放到整治水土流失还是防治艾滋病领域，并没有最后决定。 　　克莱尔在中国呆的几天里，去了一趟有“中国NGO首都”之称的云南。 　　“她很平易近人，”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主任杨茂彬现在回忆起来7年前的那天，仍旧很兴奋，“她来我们这里参观，旁边的人都希望她可以快点结束回去和省长进行晚宴，但是她主动参加了我们的例会，还同我们的患者和工作人员聊天。” 　　云南戴托普是中国首家采用治疗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TC)模式来帮助吸毒人员的NGO，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是在那里戒毒成功的HIV感染者。 　　克莱尔最终促使英方政府选择了艾滋病防治这个方向。尽管199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0－2010)》，这个选择在那个时候仍旧带有一些偶然性。1999年时的中国，“艾滋病”还不是一个公众词语，河南的艾滋病消息在那一年首次被中国的媒体披露。 　　现在看来这个选择对已经成为抗击艾滋病前沿阵地的中国来说是幸运的。 　　6年过去的中国，根据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布的《二○○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显示，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人员约65万人。根据2006年2月份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艾滋病发病的死亡数，已占据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报告死亡数的第三位，超过了乙型肝炎致死的人数。 　　 　　试点四川及云南 　　 　　中国CDC的白色大楼里面多出来两间办公室，便是中英项目办公室的所在地。云南和四川两个艾滋病流行率较高的省被选择成为了首批项目试点。两个省都成立了由副省长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也分别设置在当地的CDC，“利用CDC的网络，让很多事情变得容易起来。”一位国际NGO在中国的负责人似乎有些羡慕。 　　“和河南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云南的感染人群主要是性工作者和吸毒人员，这里的经验可能更具有推广性。”云南玉溪红塔区的一位副区长认为，“中英项目在云南探索的一些经验，可能更具有价值。” 　　如今提起艾滋病，还是有很多人会第一个想起河南，其实河南不过是第一个被打开的“盒子”。最新的瘦情评估显示，现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经注射吸毒传播的占44．3％，经性传播的占43．6％，经采供血、血制品传播的占10．7％(主要是1996年以前发生的感染)，尤为显著的是，2005年新发生的大约7万名病毒感染者中，经前两种途径感染的人数总共占到98．4％。 　　中英项目在最初设计方案的时候认识到，对于一个目前还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最紧迫的任务是控制其传播。按照国际经验，多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使得中国已经开始面临艾滋病从高危人群(主要是暗娼和静脉吸毒者)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危险，比如中国目前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和日益开放的生活观念。 　　这也促使中英项目确定了项目的主要受益人是高危及脆弱人群。“在设计过程中放弃了安全血供的子项目，因为当艾滋病感染经其他途径的传播变得严重时，血供的问题就显得相对次要了。”中英项目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 　　 　　冲突和妥协 　　 　　 　　把高危人群作为项目受益人，意味着吸毒者和暗娼成为被关爱的对象。 　　王江(化名)是云南个旧的一位吸毒者，他现在每周都会到中英项目设立的针具交换点，拿自己用过的针具交换到全新的清洁针具。“如果到外面去买的话，都是一元钱一支。如果买10支的话，就是10元钱。本来买药的钱就很成问题，再加上买针的费用负担就更大了。在他们这儿换很安全，不会有艾滋病传播。” 　　像王江这样可以交换针具的吸毒者在云南和四川有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可以到项目的美沙酮试点门诊接受免费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