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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预见的历史哲学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读过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使人不免感叹这个五十八年前初版的著作的伟大预见性和和所承载的历史哲学精神。《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于1948年，当时一方面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正竭力维护自己的统治，以高度的白色恐怖压制人民的力量；另一方面，国统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成为反蒋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本书也在这光明与黑暗的战斗中侥幸免遭国民党的查禁，成为指引人民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 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官僚政治的政治学著作，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充分渗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所必然带来的历史预见性。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提出了在当时正确分析中国官僚制度的科学方法，阐明了从社会意义上理解官僚政治的思想，在与欧洲中世纪的专制主义及对政治的历史影响的比照中探讨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独特性，又通过分析官僚制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中逐渐转型、淡出的历史事实阐发了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命运的历史预见，同时又以前瞻性的视野论述了无产阶级掌权后官僚政治的不可存在性原理。 总的看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从变化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特征。 中国官僚政治具有典型的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正因为后两者，传统史学家和西方人士从历史因果循环的角度否定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发展。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演进的观点的指引下从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经济的适应和变形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官僚制度的变迁，指明了中国封建历史的发展。 二，从唯物论的角度说明中国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的天然联系，进而说明官僚政治稳定的根本原因。 儒家思想的内核是天道、大一统和封建纲常思想，它与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有天然的适应性。当然，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官僚政治形态下即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展现了不同的姿态，但它的变化和适应都有内在的经济动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着重论述了两税法在处理田制的问题上对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说明屯田、均田和两税的真正功用告诉我们官僚政治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展现为新的面貌和状态的原因。 三，从现象本质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两个时期的官僚政治发展的承继性。 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王亚南透过纷繁复杂的官僚政治演进的历史真实，告诉我们官僚制度的本质是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支配，是二者的对立性，进而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无论其如何掩饰，也无法掩盖其作为新式官僚政治的本质。 四，从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角度认识在官僚制度统治下中国社会的风貌。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从对两个社会对立层面即士官和农民生活角度进行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官、商、高利贷和地主四位一体的结构形式是怎样影响士官生活和广大农民的生活的。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统治者运用了全面的手段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这也是从技术层面理解中国官僚政治之所以稳定发展直至转型的一个原因。 五，从内外因相结合的角度阐发旧官僚体制的覆灭和新官僚体制的成长。 旧官僚体制的覆灭或者说官僚体制的现代转型有自身基础的瓦解。从外在的角度，这实际是官僚政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决斗。与旧官僚体制的覆灭相伴随的是新官僚体制的成长。王亚南从内因即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引发的政治战争、政治变革的方面推进式式的向我们展示了伴随这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的深入，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欧风美雨”，旧官僚体制脱胎换骨为以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和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为代表的新官僚政治的逐步成长。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向蒋家王朝宣战。在文章的后几部分，作者提出了对中国官僚制度前途命运的看法，提出了“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的正确历史预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官僚政治体制在我们国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不能否认，在某些地方和情况下，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还局部存在。今天我们审视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对官僚主义作风保持警惕，在地方政治体制的改革中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在干部群众的头脑中扫清官僚主义的残余思想。 半个世纪以前，我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王亚南先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