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年秋苦乐交加贾平凹.docVIP

丁亥年秋苦乐交加贾平凹 　　2007年是农历的丁亥年，据说是吉祥如意的金猪年。但这一年，尤其是进入秋季，对贾平凹来说，堪称一个多事之秋，母亲的离去、长篇新作《高兴》的出版以及陕西省作协主席的接任―――失去的痛苦刻骨铭心，得到的欢喜却不乏苦涩……这些都将为作家的人生阅历带来深刻的改变。 　　 　　《高兴》：痛并快乐地写作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最新的创作计划就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就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和贾平凹吃饭，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话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的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拉上窗帘，嘴里叼着香烟。《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7点半送他到工作室开始写作，然后一整天呆在那儿。中午十一二点接待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写起来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贫困、卑微、寂寞并受到种种歧视的农民而痛心，一种压抑的东西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10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苏东坡传》时，想当然地替苏东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苏东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并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是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