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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村庄,同一种选举 　　对于村委会非规范选举，学术界和媒体已经进行了非常热烈的探讨。但大部分探讨都集中在就选举谈选举的层面，缺乏跳出选举看选举的视野。 　　 　　5月30日，新华网公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五条提出，坚决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专门就村委会选举工作下发文件，这一方面说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更表明相关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自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在中国广大乡村全面铺开的村民自治就面临着基于不同立场的争论。村委会的选举作为村民自治最为标志性的环节，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各种分歧。 　　一种观点可以称其为肯定派。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普遍认为，承载着大国民主建构理想的村委会选举，从制度外壳上直接来自于当代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的基本通则。对长期以来要么实行乡绅自治要么实行权力控制的乡村社会来说，这种全国性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破天荒”的政治突破意义。因此，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面向，如选举细节上的笨拙或疏漏，又如选举之后村庄治理的糟糕依旧，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最终会解决的“阶段性问题”。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制度不动摇，不断完善具体操作规程和相关制度，不仅村委会选举将逐步走向规范，更重要的是，以村委会选举为标志性环节的村民自治也将获得持续发展，村庄治理也由此获得保障。 　　 　　另一种观点可以称其为怀疑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往往强调，村民选举所发生的空间并非国家权力空间，相反，它只是社会最基层。民主，包括选举，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安排，其首要的功能是解决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下即使在基层社会实行标准样式的民主制度，其意义也不应过于放大。更何况，因为所处政治框架的区别，中国的村委会选举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选举存在本质区别，其具体运行效果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存在具体差异。加之，中国乡村在近代以前最为习惯的是宗族式权威，近代以后逐渐习惯的又是来自外部社会的党政权威。村民的政治习性和村庄的社会特点。一直对具有规划色彩的民主选举进行着事实上的消解。 　　消解的后果就是人们普遍看到的，自村委会选举以来乡村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比如贿选，又如派性争斗。这种局面在农业税全面取消之前既已日趋严重，在此之后，又因为村落的普遍解体和村领导职位“含金量”的增加而持续出现。在部分地区甚至非常严重。因此，村委会选举以及与选举相关的自治过程，其政治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际的治理意义。而基于对乡村社会实际情况及其演变的考虑，村委会选举的价值至少对相当多的村庄来说是值得怀疑的。 　　自《通知》发布之后，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选举本身，忽视了村委会选举一开始就面临的尴尬，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民主的还是治理的? 　　 　　问题的关键也许不是对村委会选举的不同看法，而是观察村委会选举的不同视角。 　　仔细追问，大致可以看出，肯定村委会选举的往往坚持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的优先性，只要这一制度安排是体现民主精神的，即使其发生于村庄，其价值同样是民主的。而怀疑派则因为看到了村委会选举所具有的“国家建构”色彩，因此，一方面以国家民主的标准屏蔽掉基层民主的政治价值，却又从现实主义的治理角度指出了这一制度运行的尴尬所在。 　　当然，不管是民主的视角还是治理的视角，都需要反思，并从对方吸取有益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在分析视角的具体采用上。务必结合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来分析，而不是笼统的民主视角或治理视角。否则，就会出现分析上的“逻辑一致性”与村庄纷繁现实之间的高度紧张，也不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形成理性而具体的认知。 　　政治学中有一个基本常识，即，任何层次和任何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其有效运行都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比如，存在一定的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化，相关成员认同选举规则并积极参与。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或者只具备其中的一两个方面，单纯地强调选举的规范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我们花费了巨额成本完成了一场规范的选举，更多的也只是具有政治仪式色彩的短期效应，村庄后续的日常治理仍然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对某些类型的村庄，或许更应强调的是治理的分析视角。 　　而另一部分村庄，因为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公共利益存量相当可观，村庄内部出现了分化或本来就存在不同的宗族竞争，村民普遍关注选举和其他的村庄事务。在这样的村庄，其日常治理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持续发展或更好地分配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视角或许更应得到强调。 　　总而言之，我们在承认选举所体现的现代民主价值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村庄的有效治理才是更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