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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人口观 　　中国传统人口观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现在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研究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发展及变化，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我国人口政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华封三祝”――“多福、多寿、多男子”，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反映了古人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 　　夏、商和西周三代，中国传统的人口观已开始萌芽。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仰身直肢葬，女子侧身屈肢葬，且面向男子，表明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已是以纳妾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中国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华之封人(守边人)与尧的对话，他祝愿尧长寿、富有、男孩多。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一种社会共识。“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鼓励生育；人丁兴旺以后，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受到重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形成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和“衣”。由于铁器和牛耕，农田的粮食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劳师动众，而可由“匹夫耕之”；桑在西周时还是大田作物，而到春秋战国也已在房前屋后栽种，并可由“匹妇蚕之”。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农家庭就此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了中国传统时代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各诸侯国为了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多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鼓励生育。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曾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十五而嫁。”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与吴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也下令早婚并奖励生育。 　　身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于财富和人口增殖的见解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们不同。他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不必着急财富不多，只须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只须着急境内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广土众民；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子》则提出“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这是后世人满”之说的源头。 　　秦汉以降，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相继更替的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形成的传统人口观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变化。 　　汉代的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极为突出的。贾谊所生活的文帝时期，上距汉兴还不到四十年，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大声疾呼：“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行事的借鉴)，并写下了《过秦》等政论性文章。他竭力倡导“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虽然低贱却不可以怠慢，虽然愚笨却不可以欺凌。自古至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民或迟或早终将战胜他。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席?，决不可轻忽欺凌。 　　社会上，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西汉后期，已有人公开对早婚习俗提出质疑。宣帝时的谏臣王吉即认为：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