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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长“失语”状态引发忧思 　　2004年9月，“首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在江苏南通市举行，来自25个国家近60个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与会。一位记者从这样一个角度写了一篇会议报道，说是在这个市长云集的国际论坛上，“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或市长代表有明显的差距，中国市长们在国际场合的发言水平亟待提高”。(《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30日)论坛的举行已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不能算新闻了。但是这位敏感而有见地的记者所发现的现象，以及由此而提出来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值得关注和讨论。 　　 　　发言通病是“三多三少” 　　 　　所谓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不高，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综合记者的报道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多三少”。首先，政治套话多，实际内容少。按记者的说法是，许多市长虽然积极争取发言的机会，但是讲的话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说辞。外国来宾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中国套话”的意思。而除了“形势喜人”以及罗列CDP数字之外，真正提供的信息量并不大。其次，宣传口吻多，研讨问题少。虽然名曰“论坛”，可是市长们在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基本上是自我宣传，乃至自我营销，而很少真正去研讨问题和发表见解。再次，说话带方言者多，英语表达流利者少。不会英语本来不能算是缺点，但是，发言者口音过重，语速太快，连中文都让人不易听懂，以致现场同声翻译工作难度极大，出现漏翻，这就属于国际场合的发言水平和发言质量有问题了。 　　有论者批评说，这是“计划经济的话语”遭遇世界尴尬。也有人说，市长口拙源于心懒。这类批评或许多少有些言重。但是不能否认，在精心营造的辉煌之外，中国市长们的集体形象确实有缺陷――因为不会说话的缘故。讽刺性的地方在于，论坛的主办方如此高调地做宣传，如此突出论坛的世界性和国际性，但这种宣传效果恐怕更多的只是在于国内。若论国际交流的实际能力，或者考察一下这种国际讨论和对话的真实效果，毋宁说中国的市长们大都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发言质???不高的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国际论坛上缺乏建立议程和引导议程的能力。换句话说，尽管花了大价钱举办这类国际论坛，也确实请到了一些人，但是，除了大量的表面功夫和虚浮辞藻之外，并不能提出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毫无疑问，中国有中国自己要关注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市长，也有各自要关注的问题。但既然是国际论坛，就需要从自己的角度建立与国际社会重要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同时也为国际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视角，甚至为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经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种所谓“国际论坛”就是小儿科的水平，基本上就是一种“国际派对”而已。 　　要使我们的“国际论坛”具有引领国际议程的能力，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是要对国际社会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第二是要改变和提高表达能力。 　　 　　学会提出国际性议题 　　 　　中国正在积极走向世界，中国的城市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这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论坛在中国举行，中国自己也开始主办或发起国际性的论坛。衡量这种论坛水平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看它能否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倡导或引领一项议程。 　　所谓议程，就是应予关注的议题或焦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成功倡导议程的案例很多。最著名的例子是，全球环境运动(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经过巨大的努力，将国际社会的关注力逐渐引导至诸如核废料处置、水污染、大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问题上，并借助联合国的主导，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国际公约，并促成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发生根本的转向。 　　联合国于2000年制定并发布的《千年宣言》，是一份表述“全球议程”的重要文件，它反映了各国政府在全人类发展问题上的重要共识。按照联合国的《千年宣言》，国际社会在新千年中所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主要包括：发展与消除贫困，教育与社会公平，卫生与环境保护，小政府与大社会。在这些问题下，有一百多项具体的发展指标，并有解决问题的工作进程。例如，联合国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要求各国在2015年之前，将人均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现在的水平上减少一半。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任何重要一点的国际活动，很难想象能够不与上述重大的国际议题相关联。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类似在南通举行的“国际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其最大不足就是缺少鲜明的主题，缺乏一种切入并引导国际议程的取向。从论坛的有关新闻发布材料来看，基本上只停留于“合作、交流”等一般化的、没有具体内涵的口号上。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很难指望市长们的发言能够有实质性的内容。可以说，对国际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缺乏深入了解，仅仅将组织一个论坛看作是宣传自己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