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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世纪悲情 　　从莱茵河畔的夜梦谈起 　　 　　说来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住所旁边的金钟河。我是经历过20年劳改生活的作家，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 　　法国思想家帕思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了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 。我想，如果把帕思卡喻意的“精神芦苇”的内涵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的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于响应什么号召，而是取决于生活给予了什么以及作家感受到了什么。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育了文学。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从茅盾、曹禺说到巴金、沈从文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形成了文学的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色彩纷呈的文学，且那个年代的众多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仍难以超越。但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20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们，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文史学家直至现在都对这一现象缄口无言。恕笔者直言，这个话题虽敏感，但它是回眸世纪文学不能简略掉的话题。1949年后，一大批作家正处于出大作品的黄金年龄，但令人心悸的是，他们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文化政策的得与失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更为强大的外因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大师的良好创作心境和宝贵时间。 　　茅盾、夏???、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坛为官的历史，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之后，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的文章中写道： 　　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 月6 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中国常委……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 　　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3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 　　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于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的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更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解放后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人讲，协和医院有‘崇美’、‘想美’、‘恐美’思想……我到协和医院呆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繁琐的引证了，这是中国文学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当了官的文人，大都有两种结局，一为官场困死，凡不甘心这种结局并叛逆这种处境的文人，就不得不为其独立精神付出代价。尽管封建主义已大大削弱，但那条长长的尾巴并没有寿终正寝：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还能有独立的创作精神吗？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也与前者没有差别，没有再现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完成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其他的几乎别无可寻。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终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死胡同里穿行。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边城》的湘西才子是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突然改而研究服饰，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才详知内情。文章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触及了他。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