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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外交历史反思与学术规范 　　摘 要 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渊源，作为与美日冷战政治斗争的手段，人民外交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思想和重要实践形态。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外交转型为民间外交，形成了在社会基础培育和全面实现国家利益两个方向上配合政府总体外交的战略格局。然而，有关民间外交的学术研究严重滞后，其基本概念混乱和重要结论错误的状况需要在研究中进行历史反思和学术规范。 　　关键词 民间外交 人民外交 中日关系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25-31 　　 　　在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除了由代表国家的专门机构承担的外交之外，还有一种由人民团体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一般被认为是“民间外交”；但又存在着“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指称，并往往混为一谈。可在事实上，“人民外交”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有中国特色的党政外交行为；只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外交局面的打开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人民外交”呈现退出政治话语的趋势，被代之以“民间外交”。 　　对于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的转型和“民间外交”指称对人民外交的覆盖，外交行为体自然有其内在需要的逻辑，只是未必有合理的说明。但作为学术研究，如果也发生相应的概念混乱和逻辑阐释欠缺，则无疑是历史实证的肤浅和理论思维的虚弱。因此，本文将在过程研究中梳理人民外交的生成，根据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转型时期的文献理解民间外交的特征，努力尝试规范民间外交研究和在一个方面建构中国外交研究的实证理论。 　　 　　一、历史再研究：人民外交的“人民间性” 　　 　　作为一种历史语言和政治概念，人民外交有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中国革命历史渊源，生成于新中国的党政体制应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过程。早在1940年，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来到延安，领导“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活动。日本投降以后野坂参三返国，离开延安前他曾经就战后中日关系构想与毛泽东等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保证不以日本保守政权为外交对象，而与日共及其领导的“日本人民”发展互利的贸易和真正的中日友好，支持日共以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经选举建立“民主日本”的努力。这是“中日人民友好”思想和“人民外交”政策的历史原点。[1]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日两党关系延长线上发展的战后中日关系启动，中日贸易、调查和协助滞留在华日本人回国等成为双方的主要议题。但由于斯大林鼓动日共进行暴力革命意义的反美斗争，导致日共受到整肃；日共主要领导人在1950年下半年流亡到北京，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之日本方面的政治载体被摧毁。不过，日本国内受日共影响的对华友好团体和希望与新中国发展贸易关系、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民间人士仍然积极努力，而新中国在美日冷战政治的压力下更希望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于是，经过1952年中日贸易协议的签订和1953年协助日侨回国的实施，“人民外交”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实际形式和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希望所在。 　　人民外交是基于阶级分析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同美日冷战政治斗争的外交政策，是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并据此探索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能性的外交过程。新中国建国之初，周恩来在外交部门的会议上就指出：外交具有“国家间”关系的形式，但“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要 “辩证”认识“国家间的关系”、“人民间的关系”。[2] 具体到对日政策，中国抨击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而与蒋介石残余集团“勾搭一起”甘做美国的“忠实走狗”，但也认为它不能代表“日本人民”，所以要与日本人民“友好团结”。正如对日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所说：中国人民反对受美帝指使的吉田政府，但相信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愿意友好的。我们同情日本人民的处境及其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努力，“我们把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们和吉田政府区别开来。”[3] 为了满足日本人民的愿望，中国政府发展中日贸易、协助日侨归国，但拒绝以日本政府为外交对象，而与“日本人民”的代表谈判协商。 　　人民外交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是1952年5月邀请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从苏联辗转到访，并成功地签订了《中日贸易协议》。对于这次协议，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多称之为“民间协议”，但这是由于欠缺必要的实证研究而造成的误解；因为协议文本中没有“民间”，只有“人民间贸易”的表达。所谓“人民”，绝不是一般表达自然属性的民间概念，而是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含义的政治概念。作为“日本人民”的代表，帆足计是有着日共影响背景的中日贸易促进会的代表，宫腰喜助所属的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是中日贸易促进会联络国会部分议员成立的政治代表性组织，高良富则由于其著名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