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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廉政风暴
中央苏区廉政风暴
在一个仍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伴随着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权的产生,就会滋长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贪官污吏等等丑恶现象。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个刚诞生的红色政权内部,也不同程度地滋生蔓延着一些消极腐化现象,如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等,其中有的还比较严重。为净化革命队伍,推动革命事业健康发展,中央苏区对这些不良现象进行了坚决打击与清除。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拥有十多万红军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得到了恢复,工人运动的浪潮也日益高涨。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思考如何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以适应这一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经过中共中央多次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便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把城乡、工农以及各个根据地的斗争和红军的武装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建议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经过1年7个多月的筹备,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期在江西瑞金召开。来自中央苏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区、湘鄂西区、琼崖区、赣东北区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部队的代表和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代表共计610人,齐聚于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出席会议。20日,大会在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后闭幕。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由人民委员会提名,任命了各人民委员部委员,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范树德、毛泽民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张鼎臣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任内务人民委员兼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何叔衡任工农监察人民委员,梁柏台任司法人民委员,方维夏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务厅厅长。
随着中央政府的诞生,各级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如在闽西地区,先后正式成立了长汀、永定、龙岩、上杭苏维埃政权,还有50余个区,400多个乡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
“廉洁政府”的建设
“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是当时根据地群众对苏区干部的朴素赞扬。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报告》中曾用这样的语言表达对苏区干部作风的肯定:“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尤其是在争取国内战争‘无论如何要胜利’的上面,存在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廉洁奉公的风气,这与中央苏区进行的勤政廉政教育是分不开的。
首先,在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牢固地确立了“真心真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并率先垂范践行。192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经常念叨着“争取群众”这个经。在《红军第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应该是“一与十之比”,可见他对群众工作的重视。在1934年1月27日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用较长篇幅专门谈关心群众问题,明确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该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正因为这样强调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因此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关心老百姓生活疾苦的动人故事。比如在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井水旁,至今还树立着1933年4月,当地群众为纪念和感谢毛泽东与红军打井而立的石碑,碑文上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苏区群众感激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俗话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苏区群众对于革命事业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支持。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约50万,而前后参加红军的就达30余万,有10万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模范县的兴国,更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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