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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20与APEC峰会传递信息透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对策 　　G20和APEC折射出国际经济的焦点矛盾 　　 　　随着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20国集团(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先后落下帷幕，全球经济形势基调基本确定。会议虽然在有关国际金融货币体制、自由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未来前景仍不十分乐观，主要经济冲突仍未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继续运转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各国在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际间经济冲突也越发显现，G20和APEC折射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货币竞争加剧。金融危机的最低谷虽然已经过去，但在各国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了货币竞相贬值的方式刺激实体经济。美国政府为了压制其国内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改善???货紧缩率，先后启动两轮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在G20和APEC之前，日本和韩国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干预汇率和利率，避免本币升值。在中国实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的迅速贬值再次将人民币推向快速升值的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在(320峰会上，美国不顾其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的广泛批评，希望在峰会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攻击中国的汇率政策，进一步施压人民币升值。 　　自由贸易受到挑战。虽然APEC对“茂物目标”的达标情况作出了评审，并就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定了远景规划，提出将继续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各国争相扩展外部需求以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策略，使得当前自由贸易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G20会议上抛出了经常项目限制的议题，提出各国为各自的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设定量化目标的建议，甚至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时间期限：G20成员在2015年前，将上述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的占比降至不超过各自GDP的4％的水平。这一方案理所当然的遭到中国、日本、德国这些出口型国家的反对。 　　全球失衡的商品循环体系仍未打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使得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没有被明显撼动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全球商品循环体系失衡的根源。美国经济根本上是消费驱动的，居民消费来源中很大比例是银行消费信贷，银行发放贷款后进行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一方面，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新兴工业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导世界货币体系和美元的支柱地位，美元计价的巨额金融资产，不断进入到新兴工业国家中，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不断做出“贡献”。G20和APEC提出的改革方向，没有改变这种消费型国家、生产型国家、资源型国家之间的商品循环体系的失衡状态，美国也不会支持任何从根本上削弱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地位的改革。 　　综上所述，G20和APEC会议传递的信息表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的矛盾难以调和。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矛盾尖锐；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差异也在扩大。在美国实施以邻为壑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国家为主体进行利益博弈导致的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矛盾的核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全球失衡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国只能在有限空间内争取复苏和经济增长，这势必导致更尖锐的矛盾冲突。 　　 　　全球经济冲突下对中国经济几个热点问题的基本判断 　　 　　基于当前国际经济展现出来的冲突，关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若干热点问题，我们有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屡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显然这有欧美转移国内经济矛盾的考量。但同时，就中国本身来说，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升值还是贬值并不是其他国家的要求，实现汇率市场化是中国自己的目标。当前中国汇率改革的两难困境其实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如果任由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必然短期内对制造业冲击过大，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如果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现状，中国粗犷式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路径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速度和步伐，不必过于担心适度升值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充裕、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并不是来源于汇率。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3左右升值到6.8左右，人民币升值幅度15％，这个阶段恰恰是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是上升的。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