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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察机关为视角看我国刑事侦查权配置现状及完善 　　摘 要:当前,《刑事诉讼法》面临新一轮的修订,刑事侦查制度的完善将是重中之重。作为这一制度的核心内容,侦查权的重新配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从当前国内治安形势还是全球反恐需要出发,都应当对我国的刑事侦查权进行适度的扩张,特别是应当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同时,必须加强对侦查权的规范和控制,以防止侦查权的扩张所带来的弊端。 　　关键词:侦查权;配置;扩张;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9-0028-02 　　 　　刑讯逼供就像一颗毒瘤顽固地根植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机体中。这固然源于部分执法人员保守落后的司法观念与长期形成的 由供到证的破案模式。然而,面对越来越组织化、智能化、复杂化的犯罪,执法部门的手段显得不足,刑讯逼供的盛行正是这个问题的集中暴露;另一方面,法律对有关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执法行为较少规制,这两个方面都与刑事侦查权的配置有着密切关系。 　　一、我国刑事侦查权配置的现状及问题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刑事诉讼制度上曾经有着较大的差异,包括刑事侦查权的配置方面。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采用的是复合式的配置模式。对每一具体刑事案件,警察与检察官同时享有侦查权,警察负责侦查权的具体执行,而检察官负责指挥和监督警察的侦查活动。[1] 　　我国的刑事侦查权配置模式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现行的模式更接近于英美法系的模式。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对不同的案件行使侦查权,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制约。但实际表现上,与英美法系的模式还是有所不同,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力度没有他们检察官对警察的制约那么强,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并不受到法院的制约。这也是现行侦查体制的软肋之所在。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非常有限,而它自身的侦查活动又没有权威性的机关来监督。侦查权的无所制约、侦查行为的不受监督导致违法侦查、刑讯逼供、滥用侦查手段。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中国目前侦查权??置的问题不在于侦查权的多与少、强与大,而是有没有受到适度的规制。只要对侦查权进行有效、适度的规制,那么相对来讲,侦查权就谈不上过于强大。所以,针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和犯罪状况,完全可以扩大执法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当然前提是要同时进行规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侦查权配置的路径--扩张与规制 　　1.扩张 　　笔者认为,当前对侦查权的扩张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手段、措施的扩充。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了很多侦查手段和措施,侦查机关或人员可以对嫌疑人人身及其住所进行搜查,扣押、冻结他的财产,还可以拘留或逮捕嫌疑人、限制其人身自由。然而,随着犯罪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经无法应对犯罪的日益智能化、新型化、复杂化、隐蔽化。于是,一些新的、现代化的侦查手段应运而生,比如监听、诱惑侦查、特情侦查,但《刑诉法》没有把它们纳入法律轨道。如此造成的结果便是:要么不能用或不敢用,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或者只能求之于刑讯逼供;要么没有规则地滥用,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比如秘密监听,涉及到公民的隐私权,监听所获取的信息如何处理,这些都是需要作出明确规定的。与其不作规定、放任自流,不如将使用这些措施的权力赋予侦查机关,同时在法律中予以明确相应的运用规则。这样,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名正言顺的运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其规范化,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达到既能有力打击犯罪又能有效保障人权的双重效果,这符合侦查权配置的价值追求。 　　第二,检察机关侦查案件范围的扩大。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为检察制度改革的争议焦点。有的认为应当彻底取消检察机关的自侦权,也有的认为应当进一步缩小自侦案件的范围,把主体限定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实,问题不在于检察机关应否拥有自侦权,而是在于如何来制约和监督检察机关的自侦权。如果能妥善地解决对检察机关自侦权的制约和监督问题,那么保留自侦权是没有疑问的。检察机关拥有自侦权并不是中国特色。大陆法系国家自然不必多说,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对部分案件也有侦查权。《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5条规定检察官应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的调查和起诉。可以说,检察机关拥有自侦权是国际通行做法。相比之下,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范围不是多了,反而少了。所以,笔者认为,除了保留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侦查权,还应当将商业贿赂犯罪、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经济犯罪也纳入检察机关的自侦范围。 　　第三,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指挥权。检察机关是法定的唯一的承担刑事公诉职能的主体。检察官显然比警察、公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