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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作枪巴勒斯坦“鲁迅”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的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９月２５日，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我认作巴勒斯坦“鲁迅”的爱德华?赛义德（又译萨义德）先生，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终年６７岁。从互联网上看到噩耗，我顿感悲戚怆然，心中不是滋味。 　　 　　“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 　　 　　赛义德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伟人，堪称不同文化成功组合的典范。首先让人叹服的，是他学贯东西、博学多识。他是阿拉伯人，但信仰基督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母语是阿拉伯语，但精通西方文化；生于三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却长期生活并仙逝于作为现代文明熔炉的纽约。 　　赛义德少年时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开罗求学，从小就表现出对英语文化的天赋。在开罗读中学时，老师对他的评语是：其他科目平常，但英语作文有特长。这或许与他所接受的家庭熏陶有关。赛义德的父母是耶路撒冷的大户，在家中都讲英语，母亲喜爱文学和音乐。这样的家庭背景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赛义德１５岁赴美，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授。他的专业是西方音乐评论，弹得一手好钢琴。一生著作十几部，最著名的是《东方学》（已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１４种文字）。他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１５０多个大学讲过课，他的政论文章经常见诸美国、英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报刊。 　　笔者曾客居中东和美国，深知一个阿拉伯人，能够精通连一般西方人都望而却步的英语文化，在美国立稳脚跟，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者，并在东西方之间架设沟通桥梁，确属不易。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说：“我穿越了东西方之间专横武断的分界线，进入到西方的生活中，但同时又保持与我最初所来之地的有机联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悼辞中所说：“赛义德向西方介绍阿拉伯和伊斯兰，又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推引西方。他???辞世，对美国和中东都是损失。” 　　 　　《东方学》：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 　　 　　赛义德不仅是博学家，最令人钦佩的，在我看来，他更像鲁迅先生，是个战士，以笔作枪，不畏权威，勇敢地向强者挑战，替弱者仗义执言。他没有沉浸在象牙塔的高贵之中，而是用锐利的笔，着力、鲜明地针砭时弊。 　　赛义德１９７８年出版的《东方学》被誉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的论著”，在世界学术界兴起一片后殖民主义的反省声浪。赛义德充分肯定伊斯兰世界和整个东方世界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批判了传统的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与傲慢。他认为，“东方主义”既是学术研究的概念和思维方式，“也是西方对东方的统治、重构和拥有权威的方式”。他指出“东方”和“西方”的地理区分，是人为建构的，“东方”的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语汇传统，这一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西方自认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东方则是“异己”。西方对东方存在无知和偏见，批评不仅片面，还有贬义与非难，背后隐藏着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企图支配和君临东方国家。东方经常被冠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影响了整个东西方文化和政治的研究方向与思考态度，直至今日仍有现实意义。譬如，西方对我国就有文化和政治层面“东方主义”的认知偏见，总觉得我们有些地方不顺眼。在“非典”的时候，美国的媒体不谈疫病，反而津津乐道中国政治朝何处去。 　　赛义德的《东方学》替东方的弱者出了口气，刺中西方有些人的痛处，在美国学界并不受欢迎。他给阿拉伯和伊斯兰正名，在犹太教授扎堆的哥伦比亚大学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在纽约期间，在公立图书馆竟找不到《东方学》１９９５年的再版书。一次讲座中，我见到了与赛义德同样知名和让我尊敬的大学者―――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教授伯纳?路易斯，当我问及他对赛义德的看法时，他说，赛义德连有些基本的史实都搞错了，他更像政论家。 　　其实，在我看来，赛义德无疑对理论和史实都了如指掌。他的可贵是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忠诚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合一。 　　 　　巴勒斯坦事业在美国的代言人，除阿拉法特外最有名的巴勒斯坦人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虽遭受灭国流亡之苦，却仍执著坚定地投身巴勒斯坦事业。他抨击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侵害巴勒斯坦人权。他不否认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的流放和大屠杀，但他指出以色列不应把创伤和痛楚转嫁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他的一篇政论说：“还要多久，反犹和大屠杀的历史才不再被用做不受批评和制裁的护身符？还要多久，以色列的政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