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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发展平衡点 　　黔东南各个生态博物馆依托天然民族村寨而建，突出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以生态博物馆为文化载体的多村旅游，使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体现。使群众成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人。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的乡村旅游，解决了黔东南当前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间存在的突出问题。 　　 　　2008年8月8日18点08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武之前的文艺演出中，古老的苗族鼓点，响彻现代奥林匹克的会场。百余名贵州演员带来的苗族传统舞蹈《踩鼓》，这黔东南乡村传承了千百年的舞蹈与鼓点，成为悠久中华文明文化多样性的鲜活符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当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惊叹于《踩鼓》的华丽、激越时，在它的故乡――贵州黔东南自治州，445万苗、侗各族儿女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以各种方式尽情演绎。 　　黔东南之美，最美在乡村，那是举世罕有的“苗侗文化核心保留地”，那是珍贵而丰富的苗、侗各族原生态文化的载体与发祥地。截至目前，黔东南自治州有2项文化遗产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39项文化遗产、53个保护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全国各自治州中位列第一，在贵州省入选项目中十有其四。 　　面对数目如此庞大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在哪里? 　　黔东南自治州近年的实践给出了答案，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的乡村旅游，解决了黔东南当前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间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地方多是贫困地区。曾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民间文艺学家刘守华教授认为，20年来，全国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最关键原因在于这20年恰好处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最快的时期，工业文明对主要植根于农耕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致命冲击。文化的传承者是人。近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民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大山，成为进城农民工，导致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乏人甚至消失。 　　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面临传承人群流失之忧。如今以民族歌舞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的南花苗寨，在未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前的1996年，全寨820余人中常年有超过200人在外打工。“天下第一苗寨”西江，外出打工人数更高于南花。 　　黔东南文化遗产中最为丰富的部分是以歌舞、传统民俗、节庆、技艺等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性拥有是其显著特性。保护传承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保护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传承人，显然不能沿用对个别传承人以发放补助金等形式的做法。 　　1997年，黔东南乡村旅游从巴拉河流域的南花、季刀、郎德、西江等7个民族村寨发端，几经探索，如今发展为层次丰富、类型众多的生态博物馆为载体的乡村旅游带。 　　生态博物馆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黔东南各个生态博物馆依托天然民族村寨而建，突出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向社会提供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区的环境、经济、文化的整体。当地居民作为文化传承人参与生态博物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演绎等活动在经济上受益，实现脱贫致富；与此同时，他们在经济受益过程中获得文化自信，进而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本民族、本社区文化财富的保护与传承中，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真正的主人”。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的黔东南乡村旅游，如今已吸引大量打工等形式外出人群回流本土，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群体性传承中。以南花苗寨为例，该村村支书潘仁勋统计，截至目前，全村去年以前回流外出务工者超过半数，整户回流者超过十户，回流者们以参与歌舞表演按劳分酬，成为传承文化遗产的中坚力量。 　　黔东南乡村旅游的资源精华是民族文化。以生态博物馆为文化载体的乡村旅游，使文化的经济价值得以体现，使群众成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人；更值得关注的是，众多传承人共同维持生态博物馆的“民间文化生态”，使传承者、风俗活动、传承对象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小系统内，使他们在一个适宜的环境里传承创新。这种解决本土文化保护与发展间突出问题的“多赢”方式，彰显着保护与发展关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其启示不容忽视。瑞典著名学者伊娃?贝格达尔认为，“一个真正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使本地区的人可从镜子中看到本地区的文化遗产。这是应用历史去创造未来的一种方式。” 　　 　　生态博物馆最宽泛意义上的功能，即“由原住民在原地进行真正的原生态保护，原住民因保护而获得经济上的改善”在黔东南已初见成效。 　　 　　黔东南是全世界少数民族文化最多样最集中又富于原生态特质的地区。如今，33个民族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黔东南文化，又面临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多种可能的选择。 　　面对黔东南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识之士都充满了关切。一种观点认为要保护黔东南文化的多样性和愿生性，就应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