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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上市公司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构 　　摘要：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大多数国企都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改组或改制，并实现了优质资产的剥离上市。然而，长期以来，囿于历史的制度依赖与现实的利益诱因，我国钢铁等行业国有上市公司极少对包括国有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分配利润，或只是采取象征性的分红方式，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也助长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试行，有必要将国有上市公司的分红收益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保持国资预算收支的完整性并破解中国式的分红病。应根据分级所有、量入为出、分类征收等原则，构建包括组织体系、预算编制、预算审核、预算评价和激励、预算监控等各个子系统在内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 　　关键词：国有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钢铁行业 　　中图分类号：F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104－12 　　一、引言：逻辑起点与文献综述 　　(一)逻辑起点：资本投入与收益分配有机结合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一种监督、管理、运作国有资本的重要手段日益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5月30日，国务院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由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决定。这不仅结束了我国国有企业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13年不向政府(出资人)上缴利润的历史，也标志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工作的正式启动。通过央企的改制上市，多数核心的国有资产都存在于上市公司中，国有上市公司占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以上。因此，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不论是现金股利、股票股利或是公积金转增资本)能否切实有效地保障国有股东的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全面构建与实践效果。同时，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也为国有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利润分配创造了条件。然而，现行制度虽然明确了中央国有独资企业的分红比例，却未规定对国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收取国有资本收益；或者国有上市公司将股利分配给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而母公司却未将股利上缴至国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都违背了市场经济“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并非完整的国有资本分红。因此，本文的逻辑起点在于：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把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投入和收益分配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有股东的资本投入必须得到相应的收益回报。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尤其是美国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分红政策一直是人们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Miller和Modigliani(1961)两位学者基于完全资本市场的假设提出股利无关假说(MM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价值。然而，MM理论的严格假设与现实差异很大，因此，继MM理论之后，M?Gordon(1963)提出“在手之鸟”理论(Bird-In-The-Hand Theory)，指出股利政策与公司价值息息相关，高股利支付率会使股价与公司价值最大化。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如何减少股东和管理者委托代理关系之下的代理成本日益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股利分配的代理理论由此形成。Jensen和Meekling(197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如果企业有太多的现金，将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而支付股利恰恰可以减少现金流及内部融资的渠道，有助于减少委托代理成本。Easterbrook(1984)指出较高的股利支付率将使企业被迫接受资本市场的检验，减少剩余损失，增加股东财富。Jensen(1986)提出了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假说。他主张自由现金流应完全交给股东，这将降低代理人在现金方面的自由控制权与代理成本，从而减少对负净现值项目的投资。Aloysius Lou-is G.Kuijs等(2005)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向国家分红，其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并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红利的收缴和使用应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执行。 　　国企分红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问题，近年来也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邓子基教授(2006)提出我国财政应该形成以国家财政部门为主体，国家税务部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格局，这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李友忠(2006)认为国企向国家分红对破除垄断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意义重大，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效率。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上看，主要有用于履行公共财政所承担的职能、弥补国企改制成本与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和国企创新支出、扶持居民消费等主张。然而，关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