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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生存状态与成长潜力 　　[摘要]在梳理文化产业发展理论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本文运用2008到2010年上市公司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潜力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实证检验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但内部各行业的生存状态差异较大，人才资源、技术创新和融资能力是影响我国产业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相比，技术人员比重、RD投资、银行借款比例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要求管理部门制定区别性的政策法规来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健全人才培训机制。 　　[关键词]文化产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人才资源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9－0154－05 　　 　　一、对文化产业理论的简要回顾与评论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先河，而在其内部一开始便已经有了“文化产业可行性”之争。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丧失了艺术本质，消解了人的个性，限制了文化的批判精神，成为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同样归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他对文化工业持肯定态度，认为复制技术使“艺术品从少数人垄断和欣赏中解放出来，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伯明翰学派则更加辩证地看待文化产业，倾向于支持发展文化产业。布迪厄在20世纪末提出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以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变，戴维?思罗斯比将文化资本视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可见，由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到伯明翰学派的宽容，再到后来对文化产业的理解和认同，态度日趋温和，但质疑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 　　时至今日，理论界“文化产业可行性”之争仍未停止，但从发展实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为文化产业提供了资本运营和技术基础，文化产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已经成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争的事实使得文化产业理论的批判主义者们搁置了争议，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管理、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然而，在这些研究当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悄然出现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产业理论关注的焦点：文化产品承载的历史责任应该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争论本文将其称为“文化产品定位之争”。多数研究接纳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认为文化资本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与衰退的关键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最终解释变量之一，一方面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决定人类选择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又是潜在地制约和影响着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及物质利用。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关注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认为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符号或者信息，其次才是商品的属性，而文化产品基本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文化价值，文化产品应该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和传承者。更为综合和主流的观点认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诉求是更好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更好地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不断提高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然而与良好愿景相悖，由于文化不断被物化，使文化由“上层建筑”下沉为“物质基础”，始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运动中的“反文化性”趋向死灰复燃。柏定国指出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反文化”特征，文化传播日益明显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趋向让社会文化逐渐失去应有的公共精神，文化因为或垃圾化、或快餐化、或低俗化走向“反文化性”一面。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仍然存在着“文化产业可行性”和“文化产品定位”等争论，但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努力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国而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途径，事关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中的上述争论也并非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由否定和批判到肯定和包容是东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趋势，也是文化产业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相统一的表现。正如我国学者王广振和曹晋章所指出，“文化性”的目的在于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文化需求，“产业化”关注的是生产效率、成本控制、市场竞争以及攫取利润等等，表面上二者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冲突。实质上，文化性是文化产业的目的和本质，产业化是文化产业的手段和工具，二者处于文化产业的不同层面，所以不会产生根本矛盾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文化性与产业化二者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文化性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