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论文】我国不同时期个人【高等教育】经历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统计分析.doc

我国不同时期个人高等教育经历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统计分析 　　 作为人力资本中重要形态，教育在当今社会对人们获得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为显著。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能够使得国民素质提高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具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公民自身获得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其已经超越了一般纯公共产品的范畴，成为政府、家庭、个人投资未来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前高等教育强调质量提高的大背景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价值变动轨迹、分析未来变化趋势，尤为重要。 一、文献综述 个人教育回报率是衡量居民教育投资回报水平的基本工具(孙志军，2004)。Zhao等(2002)比较了中国1978和1993年两个时间点个人教育回报率情况，认为相对1978年，1993年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在明显增长；赖德胜(1998)研究显示1995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比1988年有着大幅提高；Zhang(2005)和李实(2003)分别对1988mdash;2001年和1990mdash;1999年个人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得出了回报率逐年提高的相同结论；陈晓宇等(2003)选择了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个时点数据，发现同样的增长态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2005)针对2000年以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显示，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收益率达到13％，超过10％左右的世界平均值(Psacharopoulos, 2004)，2004年更是高达18.9％，其他如宁光杰(2009)、罗楚亮(2007)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相对稍低一些，但所有结论一致显示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还在持续增长且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之，国内外研究均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个人教育回报率①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逐步提高，到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赶上国际平均水平，新世纪以来回报率持续向上增长，目前已经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值。 开题报告 /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转型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两个角度解释中国教育回报率持续增加的原因。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改革越深入，以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越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货币化改革和自由劳动力市场逐渐发育成熟，劳动力配置由以前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的国家分配刚性体制机制进化到个人自由选择职业和市场自由调配相结合的新模式，收入作为劳动力流动指挥棒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育经历又是劳动力能够实现流动的重要凭借，劳动市场的打开自然而然会推高教育回报率。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上分析，传统上劳动力就业方向基本都是国字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作为最大雇主的国家人力管理部门对体制内的工资待遇有着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平衡(刘精明，2006)，市场形成过程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国有改制企业快速成长并成为就业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为实现自身发展，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主动为高素质劳动力提供较高的薪酬待遇，从而带动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价值提高(Zhao, 2002)。因此，在市场机制得到更好贯彻的非公经济部门、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的东部地区，教育收益率明显要高(Wei, 1999)。 市场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整体回报率的增长现象，相对而言，针对高等教育教育回报率的增长还没有很好的解释。有人认为，中国受高等教育比例较小是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比世界其他国家高的重要原因(Benjamin, 2000)，然而，相对于大学生寥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更大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2000年以后的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回报率要更高，说明人数多寡并不是决定回报率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也有人认为近年来知识更新频率加快，科技因素快速渗透到社会生产并发挥主要作用(孙百才，2005)，一方面保证了高等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另一方面也使得早先毕业的大学生要比新近毕业大学生在知识上处于弱势，造成高等教育回报率偏高现实，这种观点在纵向上较好地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回报率递增现象，但是在横向上对于科技更为发达而回报率相对偏低的美国和西欧，中国如此之高的回报率依然令人费解。 尤其结合1998年以来中国教育大规模扩张的背景，已有解释更加显得单薄和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市场供求法则，供大于求则价格降低，供小于求则价格升高，劳动力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供给的增加会拉低劳动力价值。Ahluwalia(1976)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有可能难以承受教育扩展的冲击，高等教育大众化会使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降低。Psacharopoulos(2004)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平均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