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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战：一种新的军事转型概念 　　李承选 方勇 　　美军通过伊拉克战争恍然大悟：在现代战争中，了解对方的动机意图。战术目的和文化环境，要比部署灵巧炸弹、无人机及拥有足够的带宽更为重要。美国陆军退役少将斯凯尔斯作为这种认识的代表之一，从人文层面提出了“文化中心战”(culture Centric Warfare)的概念。 　　 　　伊拉克战争后，越来越多的美军参战官兵认识到：美军虽然在技术层面取得了战争胜利，但却输掉了“人文”层面的战争。技术上的失利很容易认识到并得以纠正，而“人文”层面上的失败却棘手得多。在战争中，人文因素并非经验主义原则所建立的系统，而是能够影响战争事件、具备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的集合体。伊拉克战争表明，解决战争中的“人文”问题是必要的，而且这一问题已经被耽搁的太久了；而美军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人文”问题的一般方法。 　　美第3步兵师的一位指挥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在进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知道敌军坦克的位置不太困难，让我们头疼的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手持AK一47或火箭筒的武装分子；我们有很强的战场感知能力，但却缺乏“文化”感知。这位指挥员的话代表了美军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文化窘境。 　　面对非常规的自杀式袭击方式，一些参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高级军官认为：战争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能否更快地适应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化氛围，将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思想比装备更容易赢得战争的胜利，如通过结盟、利用非军事同盟、了解对手的意图、建立互信等手段可以赢得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具有理解当地的文化和敌方动机的能力。 　　 　　美国军方高层逐步认识到，以前习惯于从技术层面看待军事转型问题，但是当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作战时，深刻理解对方的动机、意图、作战方法和文化，可能比提高武器精度、机动速度或数据传输带宽更为重要。赢得战争的前提仍旧是技术上的优势，各国军队在提高弹药精度、部队机动速度和获得更高带宽方面耗费巨资是有必要的；但同时还应该在提高军人的思考和学习能力上投入经费，完成文化认同和感知的转型。战争是“思想者”的竞争。那些只习惯于用技术手段解决战争问题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运用才智作战的道理。 　　为了实施文化中心战、实现最大的作战效能，需要在以下2个方面实现转型： 　　 情报机构的转型 　　 　　从伊拉克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胜利喜悦中冷静下来之后，美军士兵发现身处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中——他们不能从似乎长相相同的当地人中分辨敌友，无法及时获取有价值的战术情报。美军仍旧沿袭冷战时期的情报收集工具和方法一一技术情报专家利用各种传感器收集信息，计算车辆数量，标定人员位置、报告全球电话的通信状况，然后汇总到位于马里兰州的总部进行数据处理；然而他们却不能以此预测敌人真正的作战动机。 　　与美军形成对比的是，英军在伊拉克巴士拉没有急于强行攻入城内，而是孤立城内的敌人，并将城内的居民变成自己的情报来源，与当地居民在文化上要融合得好一些。究其原因，英国由于“日不落帝国”年代久远，军队征战的步伐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因此比较容易适应各地的文化和环境。 　　技术优势使美军在伊拉克能够打赢“网络中心战”，但却缺少聪明才智、文化感知能力和战争艺术来打赢一场“文化中心战”。在敌人适应并找到对付“网络中心战”方法的情况下，要想赢得胜利，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战争艺术而不是战争科学。对付那些只使用简单武器装备、不通过网络互联、没有采用什么高新技术的军队，先进的传感器、计算机带宽全然没有用武之地。 　　在伊拉克战争中，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是由一线的旅、营级部队提供的，他们从部落首领那里或通过提审犯人获得有价值的情报。随着相互信任的增加，有更多的情报来源于当地居民。计算机和无人机代替不了土兵的眼睛和大脑，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为前线提供的战术情报几乎没有价值。美军意识到，在现实的作战环境中，不能直接服务于参战士兵的信息就不是有用的信息。现有情报机构的结构“头大身子小”。为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改革整个情报搜集机构，将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向下延伸，从战略层次转向战术层次。 　　 　　展望未来的“文化中心战”，美军想转型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遍布侦察人员。这些“全球侦察兵”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语言天赋并能够适应陌生环境的人，从国外大学毕业并在指定国家生活数十年，非常熟悉和了解那里的文化。如果“全球愤察兵”倡议取得成功，将从文化层面政变现有的军事情报机构。在指挥体制中，“全球侦察兵”将是情报搜集的前沿和核心；在情报搜集中，“以文化为中心”意味着情报人员的选拔、培养和提升都将发生改变。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史化为中心，就是要强调研究战争，并能够更快适应潜在的战区环境。 　　 学习系统的转型 　　 　　现代战争要求军人具有超强的文化感知能力和对战争的直觉能力。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