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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1860的记忆 　　林馥榆 本刊记者 彭涛 　　工地围墙微缝眯眼看去，修葺一新的海关钟楼孤独地委身于此。它曾经见证着汕头自开埠以来的历史，承压过一段潮汕地区或屈辱、或辉煌的岁月。随着四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在尘土迷漫的建筑工地里，在打桩机的轰鸣声中，具有非常浓厚的西洋气息的老海关钟楼在建筑工地包围中孑然伫立，愈发显得突兀。 　　时光倒流至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无情炮火中无奈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1860，汕头烙下深刻的记忆。 　　开埠前夜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攫取中国各种权益方面得寸进尺。列强们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却并不按照在《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地点进行贸易活动，而是进一步肆意将魔爪伸向其它港口城市，汕头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将船只开进汕头港的妈屿岛海面，派遣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进驻妈屿岛，进行商业贸易和传教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汕头就已经成为一个颇为繁荣的商埠，西方列强们对她早就已经垂涎三尺。那时的汕头地域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条件优越，被人称为“岭东门户，华南要冲”。19世纪中期，随着樟林港的衰落，汕头港逐渐取代了樟林港的地位，成为潮汕地区中心港口。正因为汕头的重要性，咸丰三年(1853年)，粤海关在汕头港的妈屿岛上设立常关，即是潮州府海关总口，也称为新关，取代了原庵埠总口的地位，以方便办理海关事宜。 　　汕头开埠前的咸丰二年(1852年)，西方国家的轮船、帆船就已经开进南澳和妈屿岛海面，从事着鸦片走私和掠夺贩卖人口的罪恶勾当。1852至1856年的5年中，从南澳和汕头被掠运出洋的潮汕苦力约4万人。1858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卫廉致美国国务卿加斯的函件中是这样描述汕头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当时，担任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侵华全权大使额尔金爵士来汕考察，他说，“我亲眼看到外国商船在汕头上下货，汕头是一个非常好的港口。”据悉，仅1857年一年，出入汕头的外国船只就达120艘之多。额尔金爵士向在华英商怡和洋行老板约瑟夫·渣甸征询意见，问及要在中国哪些地方增辟商埠，渣甸向他陈述看法时就曾表达过对汕头的看法：“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另一名谈判代表依尔近公爵也说：“可能这次签订条约将汕头辟为商埠”。可见，西方侵略者决心要把这个非法的贸易港口，变为“合法”的贸易商埠。不光是西方列强对汕头虎视眈眈，恩格斯也于1858年11月18日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汕头是《南京条约》继五口通商之后 “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风雨变幻 　　列强贪婪的胃口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由于《南京条约》时限问题，英、法列强提出修约不成，又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于是借口“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汕头又被卷入暴风骤雨中……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并叫嚷着要打到北京城，这使得清政府感到非常恐慌，被迫无奈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即1858年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潮州(汕头)、琼州、台湾等10处为对外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条款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汕头)、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而在这之前的咸丰八年五月初八日(1858年6月18日)，充当战争调停身份的美国就已经先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十四款规定：“一、大合众国民人嗣后均准挈眷赴广东之广州、潮州(汕头)，福建之厦门、台湾，浙江之宁波，江苏之上海，并嗣后与大合众国或他国定立条约，准开各港口市镇，在彼居住贸易，任其船只装载货物，于以上所立各港互相往来。” 　　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清政府与各国在签订条约一年后需互换双方政府的批准书，条约才能生效。可是到了1859年6月，英法两国仗势欺人，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时间、路线、地址，进行批准书互换，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获取《天津条约》以外的更多权益。其故意挑起事端，引起清廷的不满，因而战事又起，导致互换批准书时间非正常延迟。美国恰好钻了这一空子，1859年8月16日，美国公使华若翰与清政府直隶总督恒福在北塘互换批准书，至于汕头什么时间能够开市，清政府认为应该等待与英法两国一起办理。后来美方多次纠缠，陈述美国商人三年前就已经与汕头商人私自买卖的事实。针对美国公使反映的情况，两江总督何桂清经过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后，在呈交朝廷奏折中称：“潮州(汕头)、台湾两处，与各国私自买卖，已越三年，此次米酋恳请先行开市，也因贸易已久……”。清政府认为汕头与西方国家通商既已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