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善后.docVIP

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二·一”惨案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对于事件的发生地昆明来说，这次事件更是刻骨铭心，以致事件过去59年还在昆明引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今天，距惨案已经整整65年了，经历了历史沉淀和环境变迁的人们，观察视野和思维方式有了明显改变，对“一二·一”惨案的研究也愈加客观完整。本文根据当时的报纸与台湾保存的有关史料，就傅斯年与这次惨案的善后问题，作一必要介绍，希望能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有关环节，做些有益的补充。 “一二·一”惨案的直接原因，来自于“一一·二五”事件。1945年12月25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联合举办时事演讲晚会，邀请西南联大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这次晚会的主题是当时社会各界一致主张的“反对内战”，不料大会进行时，第五军竟包围会场，切断交通，并在会场上空鸣枪威胁，遂激起人们愤怒，引起次日罢课，这便是史称的“一一·二五”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大学校园，教育部自然最为关注。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于事件之初先后得到三个，其中两个来自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书记的姚从吾，另一个则是周炳琳写给傅斯年并请其转交朱家骅之函。周炳琳的信，首先客观说明了11月25日晚地方当局对西南联大晚会的镇压，即学校“四周被军队包围，墙外枪声四起，情形极其紧张”；其次报告了西南联大校方对学生罢课的态度与所采取的措施，即于26日学生罢课当天便召开联大校务会议，会上通过了“对地方军政当局作局面抗议”、“电教育部报告经过”、“推代表三人至是日午后二时举行之自治会代表大会劝告即日特复课”三项决议。信末，还报告了29日午后学校召集全体学生进行说服复课的训话。周炳琳给傅斯年的信，就是这次训话后写下的。认真分析周炳琳这封信，知其中心在于“希望学生能及时停止，同时希望地方当局不蛮干”，它既概括了周炳琳与西南联大校方的意见，也表达了要求傅斯年努力促成的希望。由此看来，傅斯年对“一一·二五”事件的基本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不仅傅斯年，就是西南联大任何人也没想到的是，12月1日居然发生了武装军人围攻学校，杀害四位青年的“一二·一”惊天惨案。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使刚刚担任北大代理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格外震惊。傅斯年是9月才允接北大代理校长的，其初衷只是在胡适回国就任北大校长前做些过渡性的工作。10月27日欢迎傅斯年到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西南联大常委。可见，傅斯年这时还一门心思放在北大复员后的建设上，压根没有想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竟遇上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惨案发生前，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正在北平视察清华园的接收，虽然也接到联大急电，但一时难以赶回。临时主持校务的叶企孙教授如坐针毡，于12月3日急函教育部，向朱家骅报告“事态之严重性未减，随时有阻止不住之可能，梅常委远在北平，返昆恐需时日，敬恳钧座即嘱张、傅两常委即日飞昆劝导学生，俾校局能早日安定”。函中所说的“张”即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但他年事已高，不宜惊动，况且他早就联大校务委托于黄子坚（黄钰生）了。想来想去，朱家骅只有催促已到重庆准备北上的傅斯年，让他赶快返昆处理善后。 当时的傅斯年，的确是处理善后的不二人选。12月4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以“万急”二字开首，急电傅斯年，内称：“十二月一日本校因暴徒闯入，死学生二人，伤十余人，情形严重，即请回昆主持校务，毋任鹄盼之至。”其实，西南联大教授会发出此电时，傅斯年已经动身赴昆了。4日，傅斯年风尘仆仆地飞抵昆明，到达当天就接到朱家骅请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的急电。朱家骅的“限一小时到”急电，是得知西南联大教授会已决定派冯友兰等赴重庆报告的消息，为了劝阻他们来渝而发出的。电中申明教育部对于处理这次事件态度，一是复课与惩凶易分开办理，二是保证严惩凶手，最终目的是“劝导学生早日上课”。这封急电，虽说是发给冯友兰等人，却也是再次向傅斯年交待处理事件的基本方针。 朱家骅电中之言，实际上转述了蒋介石的态度，这一点无庸多言，问题是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坚持先惩凶后复课，而蒋介石则坚持一切在复课以后再议，两者间距离如此之大，将傅斯年置于左右两难的地位。 傅斯年是肩载着重大使命飞赴昆明的，这位曾经在五四运动中就赢得了很高声望的青年领袖，对于学生被害，同样也有一腔怒气，所以一见关麟征就“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谭、李二人与傅斯年谈话的中心是报告事实真相，同时也向他讲明学生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先惩凶后复课。按照常理，这个要求毫不过分，问题是蒋介石考虑的是国际形象，更担心被中共利用，所以一直把复课放在惩凶之前。作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惨案解决程序虽然有自己的考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