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议程设置理论.pptVIP

第六讲 议程设置理论 贡献一：考察了一个真实而长期（10年）的议程变化过程，用经验性证据说明了议程设置过程的存在 贡献二：加入了“现实世界”指标，全面讨论了李普曼提到的现实、大众媒体和公众三方的关系，使研究更加全面、立体 议程设置研究的转向——媒体议程来源 对于媒体议程来源的研究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个热点 公众议程的影响因素 1、信源的可信性 2、个人媒体的接触量 3、人际传播 4、个人经验 5、定向需求 观点：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必须通过加入某个社会群体来降低认知不协调，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这一群体的议程一致。 概念的提出：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 可以持续地触发新的问题,从而不断深化这一理论探讨的主题 是在诸多研究者接力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发展完善而成的 “议程设置理论”成为贯穿多个传播学奠基人的重要理论 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 拉斯维尔明确大众传媒的“环境监控”功能 拉扎斯菲尔德确认媒体的“地位赋予”功能，议题被媒体赋予显著性的特征 一、“议程设置”概念扫描 “议程设置”概念的提出 “议程设置”概念寻根 1972 年麦库姆和肖发表于《舆论季刊》上的《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理论假设： 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该理论假设探讨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大众媒介、真实世界的再现、人们在头脑中构建的事件图景 “议程设置”概念溯源 1922年，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真实的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而无法直接去了解”→人们需要一个简单化的图景来把握外在的世界→求助媒体→形成“拟态环境” 新闻媒介是我们头脑中图画的主要来源 “大众”是靠不住的，需要“精英治国” “精英治国”和“不可靠的大众”通过媒体互动，构成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原型 “议程设置”概念溯源 1963年，伯纳德·科恩以隐喻的方式提出： 媒体在决定人们如何想（Telling people what to think）方面作用不大，而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问题（Telling it’s readers what to think about）方面非常成功 是对强效果论和有限效果论的调和 对“效果”做了细分： A，想什么（间接效果） B，如何想（直接效果） 认为媒体的作用在于影响人们的认知方面，而不是影响思维方式 麦库姆斯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认识 议程设置以相当具体的细节描绘了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方面大众媒介对我们头脑中图画的影响。具体来说，议程设置是一个关于显要性转移的理论，亦即大众媒介描绘的关于世界的重要图画转移到我们头脑中，成为我们头脑中的图画 其核心理论观点是，媒介图画中的显著成分会成为受众图画中的显著成分。 ——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 对“议程”的理解 议程：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issue）。此处所说的问题（issue）是指较为宏观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外交问题等，并不是某个具体的话题（topic）。议程中的某个问题的相对重要程度，可以称为问题的显著性。 议程设置理论为传播学影响研究带来的新思路 一、该效果理论一改关注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传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大众媒体对认知的影响上（关注的是“想什么”而不是“怎么想”） 三、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是对有限效果理论的修正，认为在认知层面上大众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二、关注的是整个信息环境对公众的影响，而不是某条信息的微观影响 四、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 二、议程设置研究的拓展 首先，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高度相关并不能说明是媒体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也可能是媒体议程反映了公众议程，也可能是二者同时受到第三个变量的影响 其次，研究只讨论了拟态环境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现实这一重要变量的忽略，使这一研究的说服性存在很大不足。 加入“社会现实”的变量，通过更长时间段的数据对比以验证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接下来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1968年研究的简单化倾向 推进研究之一——1972年夏洛特调查 推进研究之二——1973年冯克豪瑟的越战研究 铺垫效果研究——媒介议程告诉人们“怎么想” 艾英戈、金德在1987年出版的《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中提出了电视新闻的铺垫效果：“通过唤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忽略另外一些问题，影响观众对政府、总统、政治和公职候选人进行评价的标准。” 核心内容：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对于公众作出相关决策会产生累积效果 由于铺垫效果的存在，媒介议程不但会影响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