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与辩证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DOC

第十二章 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与辩证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要素的不同成分，受文化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愈是抽象、内在、稳定的语言成分，所包含的人文意义也就愈具有单一的指向性和抽象、内在、稳定的特征。词的结构远比词的意义要抽象，对此以往进行的多是形式化的研究。其实词作为民族认识世界的表现物，它的组成形式也必定会带上汉民族思维特征的痕迹。为什么用这种而不用那种词形和结构方式，里面充满着可究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一方面具有朴素的整体和辩证思维的优点，又存在着笼统思维，偏于直觉体悟，忽视实际观察和科学实验，轻视分析和逻辑论证等特点。”[1] 文化是在血缘这种天然关系的基础上累积渐进而形成的，它维系和发展着民族生活。一种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内在整体性和附着性。民族文化精神是如何体现在语言中的？申小龙先生对汉语语法作过系统研究，他认为汉民族的整体思维表现在语法学上就是以大观小的析句观、修辞语法逻辑合一的综合知解的语法观。辩证思维体现在语法就是各种语法范畴，包括词、词组、词类、句类，都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僵硬界限，而往往随语言表达之势而相互转化。汉语词语组合的灵活自由，言简意赅，追求组合结果的生动具体可感，则是具象思维在语法观上的突出反映。[2] 下面就讨论汉民族思维中的直觉体悟、具象托思和整体把握、辩证运行两大特点对汉语词汇结构的影响。 第一节 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性 一、汉语词语书面表达形式的具象性 说到汉语的词，不能不先说到汉字，古代词语都是依靠汉字才得以保存， 人们在读书识字中，首先认识的也是书面语中的汉语词语。这都使汉字与汉语词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几千年来，汉字的地位牢不可破、经久不衰，不乏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书同文，历史的延续、稳定，汉语的单音节、无形态变化、书写的契刻篆铸等原因，而汉字在心理上符合汉人具象思维的要求，所起的作用当更为深层。抑或是在它的另一方面，是汉字强化了具象思维的特点，其中自有奥妙可求。而以前恰恰忽视了这种思维上的深层原因，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简单地将汉字看作与汉语词是一种可任意调换替代的符号，对汉字采取了一些失误的措施。而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汉字正是在民族思维这一深层次上适合了汉语词的民族性，与汉语词建立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天然关系。 汉字的本质是象形。汉字的字根，即原始的基本字形都是象形字，可以直接从字形上猜度到它的具体所指。“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如“山”“火”“鸟”“车”。汉字的象形字并不多，但这总共的２４２个象形字却构成了汉字所有字体的基础，几万个汉字都是在依靠它们的组合才得以建立，它们的性质影响到所有汉字的性质。指事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进符号形成，“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由“视”到“察”再到“意”遵循的仍是由形到义的识义途径，如“刃”“上”“甘”“亦”。会意字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合其形会其意而成，“比类合谊，以见指 ”。这个“类”既是义类也是形类，合形合义而得一新字新义，亦保留了象形字形与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只不过变得隐含些。如“字”“晶”“秉”“解”。形声字是由分别表声和表义的单体字构成，义符显示形声字的义类。如果再把声旁兼义的声符也算入，形声字的形体示意程度是相当高的。如“饺”“曙”“娠”“赠”。只是形声字的形旁示义作用非常宽泛，而声旁示义则隐晦不明，对声旁示义程度的认识会受到分析汉字能力的限制。 汉字的象形本质和形体示义的功能，都借助文字学性质的部首━━《说文解字》部首，而在全部的汉字中得到体现。因为它的部首建立原则是“凡某之属皆从属”，使得具有同一形体的汉字有着大致相同的意义范畴。前人说“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3] ，就反映了汉字所具有的独特具象示义功能。 由于古汉语绝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词，使得汉语的词与汉字之间有着相当整齐的对应关系。汉字的象形性，也就必然给词语带来了具象性。人们辨认一个词往往都是从它的外在形体上入手，由形把握词义的效果强于由语音及义的效果，例如“ji”这个语音和“鸡”这个字形对联想一种两足两翅的家禽就有着相当明显的快慢显隐的差距。“鸡”的字形直接与指称对象挂钩，人们可以观其形得其义。而“ji”却会引出一串的“机”、“基”、“几”、“迹”、“绩”、“稽”、“积”、“激”、“姬”、“奇”、“鸡”、“箕”、“圾”、“玑”、“饥”、“肌”、“脊”、“吉”、“叽”、“矶”、“缉”、“畸”、“乩”、“羁”、“期”等字。人们还必须在它们之中进行选择，读音认义的途径比识形认义多了一个中间的联想层，它没有了后者直观、形象、直接、快速的特点。汉族人识汉字习惯于由形及义，这已为各种材料所证明。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