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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先生表明了他一贯的态度：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座谈……“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纵观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写成于1949年6月，解放前夕，“这是我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一九二O—一九二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乡村建设理论》（一九三二—一九三六）而后之第四本书。”也可以说是梁漱溟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写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书中的许多观点是与共产党的唯物史观相左的，他是确确实实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儒家的开创人之一，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浪潮中始终坚持儒家的合理价值和真正传统，他所谓的中国文化即是指影响中国历史三千年占主流地位的礼教文化。梁漱溟先生，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抱着这样的观点，加上经世致用的态度，活动家的热情，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后与毛泽东发生争执及多舛的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如今，再来看《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许多概念与见解，都是深具启发意义与值得探讨的。 关于中国人的家，梁漱溟先生从这个问题入手，因为“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上。”并且要认识自身，必须要跟西方人比较起来才看得清楚。西方人的家庭在个人与团体之间几若虚位，西方人总是存在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对立。“西洋自中世纪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就在团体与个人这两端，此高彼低一轻一重，翻覆不已。”这句话包含了一个信息，“自中世纪”反映了基督教对这种局面形成的影响，梁漱溟先生也说了，“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确有见识，如果我们读过荷马史诗的话，会发现介绍一个英雄的时候，往往会说“某某（父名）之子”，犹太人圣典《旧约》也极重家族谱系，虽然也发生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像阿伽门农在出征特洛伊前献祭女儿（这或许是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反映，与宗法制社会本质不远？）但似乎惟有《新约》中有这样的片段：“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湘军亦成为开创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权力的分配一直是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思考实践的问题。 关于理性的儒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儒家模型，也即所谓真正的儒家，他在极力阐释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就是在极力阐释儒家的本来面目。中国为什么文明昌盛领先世界那么长时期而近代却落后了，梁漱溟提出了中国文化早熟这个观点，早熟导致限制了发展的潜力，由此而无科学（熊十力先生认为应从《易经》中发展科学精神），陷于盘旋不进，并落下五大病症：（一）幼稚（二）老衰（三）不落实（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五）暧昧而不明爽。中国的早熟也即理性早启。他在末后总结说，“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那么理性的概念是什么？他用了一章来表述这个概念。他所谓的理性是一种“无所私的感情”“和谐之点，清明安和之心”，又与理智可比较来看，同是人类心思作用两面，知的一面为理智，情的一面为理性，中国人偏胜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西方人正好相反。马克斯·韦伯也阐述过这个概念，他认为的理性似乎只有新教才具有的理性，一种合理安排生产投资扩大企业的可以导出资本主义的理性，一种方式，相对于新教积极支配世界的理性，韦伯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是适应世界的理性。而梁漱溟先生根本不认为宗教含有理性，理性是本体，人类的特征，儒家的真正内涵，对国人的最大贡献，西方人只有偏向科学一面的理智才接近它。儒家的特性就是理性，儒家不是宗教且与宗教相对。他所谓的理性倒更像是儒家的义理，情理。“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吧！”这是梁漱溟先生这位新儒家对儒家精神最响亮的表达与信奉。他举了一个例子，宰我嫌三年丧太久，孔子就让他自己判断，没有绝对的标准给人。还有人性善恶问题，“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惟处处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言性善尤水之就下，梁漱溟亦十分赞同，并认为周期性的乱为“人心放肆”的缘故。至于恶，则是心思官体颠倒失序而已。新儒家的许多代表都坚持孟子的性善论，熊十力则直接取王阳明“随顺躯壳起念”与心为形役来指求恶的来源。西方对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