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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建筑商应否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 　　原告赵云龙系被告北京联通正大建筑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承建的“通州区漷县羊毛厂”围墙工程的清包人。被告赵云受联通公司的委派系建筑工程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为确保工期，2000年4月，被告赵云同意原告赵云龙雇佣朱孔祥、周士德到该工地带车运输水及灰料，双方口头商定，朱、周的劳务报酬为每人日工资80元，工程竣工后，由联通公司负责给付。此后，朱、周二人如约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联通公司记工员将朱、周二人的工时记录在公司的记工表上，被告赵云也在记工表上签字认可。记工表显示朱孔祥工作32.5天，合款2600元;周士德工作43.5天，合款3480元，二人共计合款6080元。 　　工程结束后，联通公司拒绝给付朱、周劳务报酬，故朱孔祥、周士德诉至法院，要求雇其施工的介绍人赵云龙给付劳务报酬。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赵云龙给付朱孔祥劳务报酬2600元、给付周士德劳务报酬3480元。调解生效后，赵云龙履行了给付朱、周劳务报酬的义务。2002年6月，原告赵云龙以合同约定朱、周的劳务报酬应由受益人联通公司承担，自己只是中间介绍人，不应承担朱、周的劳务报酬为由，起诉要求赵云及联通公司共同给付其已垫付的劳务报酬6080元。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赵云在工地的职责，系代表联通公司在工地行使管理权。工程中，为保证工程进度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对公司所承建的工程负责，故赵云与赵云龙的口头协议对联通公司具有效力，口头协议的存在，由赵云签字的记工表可以佐证。故联通公司应承担给付朱、周劳务费的义务。对于赵云所提出的赵云龙找人工作系赵云龙个人行为，但从赵云签字的记工表，可以推断赵云的这一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赵云、北京联通正大建筑公司给付原告赵云龙劳务费六千零八十元。 　　上述判决生效后赵云不服，以赵云龙起诉时所提供的证据是自己保存的一本施工日志，并非记工单;其本人只是联通公司建筑工地的一名现场管理人员，所实施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公司应对其职务行为负责等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 　　法院审查再审申请后认为，赵云系承建单位委派的工地负责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审判决赵云和联通公司共同承担给付责任显然不妥。经组织三方当事人就地调解，促使联通公司与赵云龙达成协议，由联通公司给付赵云龙已垫付给朱孔祥、周士德的劳务费。鉴于已即时给付案款，故申请人赵云撤回再审申请。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赵云在工地期间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果是个人行为，该案所争议的劳务费应当由赵云自己负担;如果是职务行为，该案所争议的劳务费应当由联通公司承担。 　　笔者认为赵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联通公司负担。理由如下： 　　本案涉及3个法律问题：口头合同效力的认定、职务行为、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如何承担。 　　1、赵云与赵云龙的口头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拘束力。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根据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应当说我国法律对于合同形式采取的是不要式原则，一般不作特殊要求，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属例外情形。因此，可以采用口头方式订立合同。合同是双方之间的一种合意，此种合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对双方就产生拘束力。 　　本案中，工地负责人赵云为工程进度，主动找工程围墙的清包人赵云龙协商，由赵云龙雇佣两个人(带车)到工地拉水浸砖和运灰，每人日工资80元，竣工后由联通公司结帐。该协议内容合法，合同即成立，而且根据赵云与赵云龙口头合同，朱孔祥、周士德履行了合同的相应义务，分别出工32.5天和43.5天。对此，从赵云的记工单上可以清楚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故作为合同一方的赵云龙因朱孔祥、周士德如约工作而实际履行了与赵云的口头合同，双方之间的口头合同成立，且系双方的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对双方具有拘束力，均应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2、赵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联通公司承担。所谓职务行为是指行为人担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相关职务，在职务范围内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该行为后果要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联通公司承建“通州区漷县羊毛衫厂”建筑工程，并委派公司的赵云为该工程负责人。同时公司又将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