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docVIP

论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上篇） 陈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07-1-5 　　 引言 　　原则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是一种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其特点是，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更没有确定的法律后果，可称为规则的规则，是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出发点。从联系的角度而言，刑事证据法律体系的建立和运作“是在一定的‘指导思想’统帅之下，通过‘原则’的确立，再具体化为‘规则’，并凝固为某些‘制度’和连续化为‘程序’的过程。”（注：李文健：“刑事诉讼原则论”，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页119。）作为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原则能使同一法律体系中的各个子法律规范的整合统一于该基本原则的要求，指导着具体的法律规范在特殊情况下的变通适用。“与其他法律的结构成分只负载法律的一两项价值不同，基本原则差不多是法律的所有价值的负载体。它对法律诸价值的承载通过两个方向进行：以其自身的模糊形式负载法律的灵活、简短、安全价值；第二，通过它对其他法律结构成份运行的干预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并实现其整合功能。”（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55。） 　　首先，在价值形态上，具有一个多元价值相互交织的复合价值体系的证据制度，负载着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对立关系的发现真实与追求效率、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等诉讼目标；因而，不同国家或者一国不同时期对这些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配置而作出了各自特色的偏重和选择。人们创设证据这种法律现象、确立证据裁判主义这一现代诉讼制度的通行原则，以更好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历史动因，扩展到整个诉讼制度体系上，证据制度也最为突出地体现着发现真实的价值目标。而事实探求的有界限和真相查明的依规则又表现了作为国家法律控制体系重要环节的诉讼证据规则和制度对尊重个人权利、维护人的尊严等价值的深切关注。这也许在具体案件中会阻碍真相发现，如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会影响到被告人供述的获取；对警察权力限制过多，会影响打击犯罪的力度；反过来，如果一味地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司法人员恣意妄为，会导致民众对国家司法信任危机。不过，法治国家的证据法制从实体真实向正当程序倾斜是一种大势所趋，其在证据制度上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自白任意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注重人权保障的规范，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详细规定。另外，效益价值在现代诉讼证据制度中正在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推定、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证据开示等制度的设立，使得诉讼程序不致过于繁复，将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限定在一定的证据法律框架下，避免为了无休止、无节制地查明真相而拖延诉讼程序。为证据制度功能所系的“发现真实”目标，其本身所依赖的实体最终处理未能“一锤定音”之前将一直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而且只具宏观性和间接性，只适合于在立法的层面上妥善配置。与此相反，“保障人权”的目标直接与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相联系，依据“无救济即无权利”的原理，以及这些事关人权保障的证据规范的程序性和消极性（限制权力），则体现出更明显的制度刚性。立法应该兼顾多种价值而求得适度平衡。实体真实的目标，应该充分考虑到发现真实所需配备的证据法律规范，例如品格证据规则、类似事件规则、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等。同时，对涉及人权保障的证据法规范，通过明确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确立可行的救济途径来进行完善。例如我国需要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拒绝自证其罪特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被告人对对方证人的对质权，等等。另外，也需要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如推定和司法认知、证据开示制度等有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制度。在具体问题上，对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而不能规避程序规范，甚至直接违反法定程序来追求某一价值。 　　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刑事证据法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参与原则以及直接言词原则、审判公开等刑事诉讼原则或审判原则相互承接。如，现代诉讼中的证据裁判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无证据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实’，从反面来看，既然有证据始能推定被告之犯罪事实，即亦表示被告受到无罪推定之保护，在确认能够推定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之前，被告应受无罪之推定，此即无罪推定原则之展现。”（注：林钰雄：《刑事诉讼法》，国家图书馆2003年版，页400。）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虽然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这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如同罪刑法定原则构成刑法基本原则一样，刑事诉讼法应规范司法机关的活动，强调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须依法定程序，在进一步引入证据法中，要求证据方式、调查程序符合法定要求。又如，保证控辩双方能充分展开辩论的基本条件的庭审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