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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苏州评弹的研究六十年.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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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苏州评弹的研究六十年

周良:苏州评弹研究六十年 一、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作为曲种的研究,开始于建国之后。 建国之前,对评话、弹词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韵文体小说的研究,作为文体研究,早在“五四”前后,已经开始,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如郑振铎论及的“吴音弹词”(见《中国俗文学史》),赵景深指出的“唱词”(见《弹词选导言》),谭正璧论及的“可唱的弹词”(见《中国文学进化史》)和范烟桥讲的“南、北弹词”(见《中国小说史》)都涉及到苏州弹词这个曲种。 二、建国后的苏州市曲艺联合会、苏州市评弹团成立后就开始建立资料工作。 在“大跃进”中,文艺界曾经有打擂台“挖掘传统”,但有力地推动记录书目工作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苏州市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资料研究工作得到了切实的加强。建立组织(成立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和曲联艺术组,后者为后来成立的评弹研究室的前身。上海市曲联和评弹团也建立了资料工作及其机构)。配备了专人(苏州市当时分配来一群大专生,以至至今仍可说是“壮举”)。记录了许多传统书的演出脚本和艺术资料,搜集、购置了大量书刊资料,取得了第一次丰收。记录的脚本在千万字以上。如周玉泉的弹词《玉蜻蜓》《文武香球》,徐云志的弹词《三笑》,还有汤乃安把手录本弹词《珍珠塔》献给集体,李仲康也把手录的弹词《杨乃武》的脚本,徐凌祥把手录的评话《英烈》的脚本赠给集体,这些都非常珍贵。大量的传统书脚本,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记录水平不是很高,有些人还有保守思想,记录不够完善。后来又来不及整理、挖掘、提高。但积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艺术财宝。上海也记录了大量脚本,还有录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记录了大量老艺人的艺术经验和艺事回忆。如有徐云志(王卓人整理)周玉泉(钱江、何云龙整理)张玉书的艺术经验、艺事回忆,十分珍贵。还有潘伯英的《评弹话旧》(周良整理)陈士林的《评弹掌故》(徐渊记录)徐玉泉的《评弹琐记》(胡觉民记录)陈瑞麟的《评弹杂忆》等。 在搜集资料、进行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对评弹历史和艺术的研究。如对《南词必览》中的艺术经验的整理和解读,对评弹口诀进行搜集、编辑和解读,开始涉及到说书中的“说法”和“现身”,说书人的“登台面目”,说书的“一表三千里”,过去和未来的时空,都进入到艺术特征和规律的探讨。对历史的研究,在杨作铭主持下,先后有叶瑞宝、汤乃安、姬梦熊、严雪飞、倪萍倩等人参加编就的“传统书目历代传人名录”,基本弄清了清道光、咸丰后的艺人传承情况,还抢救了一批史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以上这些是草创阶段的成绩。虽然,当时客观条件有不利的方面。批判“重业务”、“轻政治”、“走白专道路”,有“左”的思想束缚。但评弹资料研究工作,当时也有比较有利的“小环境”。陈云同志的重视,市委领导的支持,和一批同仁的努力,不但积累了资料,为研究工作、理论建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还培养了一批人。这也是事在人为。任何时候都有困难,不经努力的成功是没有的。 三、粉碎“四人帮”后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开展。 总结过去评弹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判“左”的束缚,解放思想,展开了对评弹历史及艺术的研究。 在群众性的揭批,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回顾评弹工作卅年”的专题总结讨论。评弹研究人员从中都得到收获,有较大提高。 1978年末,在吴江同里举行的一次有江、浙、沪许多老艺人参加的艺术座谈会。他们以重获解放的心情,畅谈感怀。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公之于众,贡献给大家,传于后人。而且开创了一种良好的谈艺风气。在以后成立的苏州评弹研究会(其后由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举行的一连串艺术座谈会上,继续总结探讨艺术经验。在此基础上编成的《艺海聚珍》(古吴轩出版社)可谓累累硕果。 清除“左”的思想束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探讨艺术规律,是结合在一起进行,互相推动的。 但是,正如陈云同志在1977年杭州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批判“左”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是长期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任务。拨乱反正的“正”是什么?深入到思想、艺术领域,如何分清是非正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左”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文革”对评弹艺术的破坏,是“左”的思想长期积累形成的突变。有一种认识,认为只要回到十七年,就可以了。但是,这种认识,远远不够。1982年,我在苏州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上说过,“十七年和十年有联系,对十七年应该一分为二。我们的工作中有许多缺点、错误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特别是‘左’的错误,影响评弹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应该认真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把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好”。“比如,出人、出书问题,为什么能保留下来,长期流传的书目如此少?为什么三十年来出的新人不多?‘左’的干扰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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