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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性采访中记者应有法律意识（采·编·写）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采用各种获取信息的手段进行的采访。这并不是一种新事物，中外新闻史上不乏著名的实例，但也始终存在着法律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冲突。当代社会中，随着广播电视的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隐性采访的魅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但在受到记者“赏识”、受众“青睐”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于是，隐性采访合法不合法、合乎不合乎社会公德，就成为新闻界争议的焦点。 隐性采访不受法律保护? ??? 各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隐性采访的权利，但也没有完全禁止。换句话说，隐性采访得以存在，只是依据法律没有禁止便可以做的一般原则，因而它的法律保障是脆弱的。在有的国家，例如“在美国的大部分州，未经许可非法‘偷拍’都认为是犯罪。”“至于电话窃听，美国大部分州都是严格禁止的，甚至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拥有窃听设备都是非法的，被认为是触犯刑律的。”①? ??? 我国的法律条文对新闻媒体报道设立的禁区有：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等。这对于各种报道方式（包括隐性采访）都适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这可以理解为不提倡隐性采访，因为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便谈不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问题。 ??? 综上所述，隐性采访不论中外，在法律和新闻自律中都缺乏明确的“允许”规定，倒是部分存在着禁止性规定，因而使用时要十分谨慎。 ??? 目前新闻界有这样几种观点：一，“新闻自由作为基本人权被各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采访自由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法律的允许和保护，这就保障了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的权利，有选择采访方式的自由。偷拍偷录作为采访方式之一，理应属于记者可以使用的权利。”②这一观点的论证在几个转折处缺少一个前提，那就是任何自由都是在法律限度内的自由。我国法律在采访范围方面是有禁区的，不能说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都有采访的权利；也不能轻率地说，偷拍偷录作为采访方式之一，“理应”属于记者可以使用的权利。二，“受法律保护的人及行为，是不能用偷拍偷录的方式进行监督的；对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及行为，可以运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实施舆论监督”③。犯罪当然不受法律保护，但因此记者就有偷拍偷录的权利，这不是法治观念，而是民间认为“以恶对恶合理”的非法治观念。在法治社会中，一切社会行为皆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包括对各种社会不良现象、违法行为、犯罪活动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必须要有法治观念。在一般情况下，目的正确，手段也要正当，不能只重结果而不问手段，为了揭露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惜以违法对违法。 隐性采访的内容应有限制 ??? 隐性采访对社会上的欺诈、腐败、违法乱纪等丑恶现象的一次次曝光，大快人心，得到大众的高度认可。这些批评揭露性报道涉及的内容大都是严重侵害公众利益的人及行为。把隐性采访的主题限制在“公众利益”这一主题上，新闻界及受众都没有什么争议。但什么是“公众利益”、“严重侵害 公众利益”是一种什么程度，却不好把握。? ??? 隐性采访的“未被明确告知”，容易侵犯个人隐私、肖像、通讯秘密以及言论自由等个人权益。例如，1998年，某青年报“图文并茂”地推出记者暗访京城多家影院出现的“陪看女”现象的报道。记者对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是应该的，也是受众乐于接受的。但问题出在记者提供的图片内容并非陪看女“陪看”及其他有恶劣影响的行为，而只是陪看女的个人肖像。这样的图片起不到揭露的作用，却明显地侵犯了个人的肖像权。再如，1997年，联邦德国作家瓦拉夫使用假名以记者身份在图片社工作，后来他写的《揭露者》一书描述了在那里的经历。1981年该报对瓦拉夫提出起诉。由于该报“无视了报刊的义务与责任”，总体的揭露法庭没有追究作者，但法官们禁止瓦拉夫报道当时他对图片社的编辑进行家庭访问时的情况。其理由是：与专业领域相比，私人领域应该在公众面前得到更多的保护。即瓦拉夫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④。这两个例子说明：为了避免引起新闻侵权，记者应增强法律意识，在隐性采访时对报道内容予以严格限定。 对于一般的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记者一般不宜随便使用隐性采访，即使使用，也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例如，一家电视台在报道城市不文明行为时偷拍偷录了这样一组镜头：一个中年男子在公用电话机前，一边抽着烟，一边不紧不慢地同对方讲一些无实际内容的话；旁边几位等着打电话的人焦急不堪。作为一种不考虑他人、只顾自己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法律没有规定打公用电话的时间及通话速度，其行为没有违法；而记者的偷拍偷录是否合法尚无定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关键是对于社会心理的把握……社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