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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公司组织形式避税案例的法理思考 原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均以法人企业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实行法人所得税制，非法人营业机构由法人企业登记注册地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鉴此，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能汇总纳税与不能汇总纳税，其税率和税负就可能大不相同，甚至悬殊。因此，选择有利的公司组织形式，就成为税务筹划的手段之一。本文结合一起案例，试从法理层面分析某纳税人利用公司组织形式为什么由税务筹划沦为打击和遏制的避税行为，并针对该避税问题提出思考和对策。 　　一、案情简介 　　A（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是由设在欧洲某避税港的某跨国集团独资经营的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地在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三级城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A公司的组织架构是：注册地有间集团内部称之为P厂的生产机构，主要从事建安材料类产品的制造、生产加工；注册地外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均属非法人的营销机构，主要从事在中国市场销售本公司的产品。 - 　　经调查，A公司名下的10多个分公司由设在上海的营销总部（登记为A公司的上海办事处）直接统一控制和管理，集团内部将上海营销总部称为MO。注册地机构实质上就是P厂，注册地再也没有什么总部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P厂与上海MO分别直接接受集团的管理与控制，实质上就是集团设在中国的制造和销售的2家子公司，而不是法律形式的1家A子公司。A公司仅仅是该跨国集团将分散的2家子公司利用总分支机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注册登记行为，有名无实，从而构成了虚设法人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一）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看，注册地P厂与设立的10多个分公司和1个办事处同为二级机构，本应直接只接受总机构控制和管理，总机构再对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董事会）负责。但是，经调查，挂名A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等均不在注册地上班，而在上海分部工作，因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所以从不过问注册地P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样，注册地P厂则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机构管理层进行公司治理，管理权和经营权也不涉及上海MO机构的营销事务。同时，注册地P厂、上海MO均直接只对境外投资股东（母公司）负责。因此，A公司仅仅是注册法人人格而已，没有总机构实体，从而形成了有悖公司组织形式和公司治理的做法和行为：10多个分公司不由注册地机构而由上海MO所控制和管理；一家公司并存2家公司治理结构，并列2个“老总”，违反了作为二级机构只能对上一级机构负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二）从经营管理看，A公司的住所不是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通过对A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调查，并进行了功能分析，发现A公司根本不存在总公司管理机构来控制和管理P厂和上海MO或10多个分公司，注册地机构不是决策、管理和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集团在全球布局的一家制造商。所登记A公司经营范围内的营销职能则由上海MO机构承担，但上海MO却是与注册地制造商截然分开的一家分销商，两者泾渭分明，互不控管，独成体系。因此，注册地住所的机构是承担单一生产功能的制造商，而不是集经营决策、产品制造、市场开发、产品销售等功能的公司总部，法人公司是个“壳体”。 　　（三）从财务控制看，A公司不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账和核算，没有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存在的财务处理中心。通过对A公司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的调查分析，发现注册地仅仅是P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控制的所在地，而不是包括众多分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的核算地和管理地，即不具有总分支机构会计的特征。该跨国集团在全球对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采用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及其会计核算。在早年，P厂和上海MO各自使用ORACLE和SCALA不同的外国版管理（财务）软件系统，在近年，尽管两者统一改用SAP软件，但仍是各自独立的2条网络化管理系统，径直受控于境外的集团供应链部门和亚洲地区总部，从不支持在A公司法人层面的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无法按总分支机构的组织架构实现统一核算和集中管理。因此，在没有总机构及反映各机构的账簿、凭证等情况下，为应付境内政府相关部门对报表管理的要求，A公司不得不采取了在上海MO合并会计报表然后在注册地P厂报送的做法，从而凸显了与一个法人身份不一致的二个会计主体，表明了注册地P厂和上海MO是集团按二个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谋划和管理的实质，从而违反了我国唯有母公司或集团才能对子公司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法则。 　　（四）从总部经济看，A公司不具备明显的聚集效应的总部经济特征。具有战略品牌的跨国公司原则是将总部设在具有信息、技术、资本、高级人才等特殊优势资源的一线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制造基地设在具有原材料、劳动力等廉价常规资源的其他区域，实行“总部？？生产基地分离”的组织模式。企业总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