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也应是苗族.docVIP

泰伯也应是苗族 2012年无锡吴文化节让我知道了，我曾也是江南人。原我对于江南的无锡并没有多少兴趣，因为我以为那些地方莫非只是汉族的“孔孟之乡”而已。但参加了这次吴文化节，知有泰伯，梅村，泰伯庙，并到了鸿山泰伯墓瞻仰凭吊，认真地考察了吴文化，让我深入地理解吴姓是苗族，泰伯创吴姓，他是吴姓先祖。 无锡虽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基本以“县”治，但在百年前的民族工商业和三十年前的乡镇企业大潮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教育兴盛，逐渐站稳脚跟，也敢于在城市竞争中发出振聋发聩之音了。从政府的层面讲，着力成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范例，从而形成历史文化保护的“无锡模式”；并提出“尚德、务实、和谐、奋进”的城市精神。我不是政客，也非无锡之土著，我没有考据的功底，不愿从书袋中抽出一些陈年旧事来充作文物，以博得世人新奇的眼光；只希望从一种文化还原和发展的视角下来看“泰伯”和由其衍生发展而来的“吴文化”，并在这种追根溯源和抽丝拨茧中窥探泰伯精神的奥妙，也不至于辜负了一向自以为“向学”的心。我只是从无锡的文化现象来考证，我敢妄言泰伯是苗族，无文化即苗族文化的一部分。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从这段文字，我们得出这样的信息：一、泰伯没有姓，泰伯只是他的名；二、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说明那是他们认可了苗族，并因为认可了，他们变成了苗族。为此，他们为了融入当时的苗族社会才按照苗族习俗而“文身断发”。也就是纹上当时苗族身上那些图案，也按照苗族的相关习俗剔了发。三、“自号勾吴”，汉族的典藉总认为那是“勾吴国”了，其实有误。“勾”是苗族“公”的意思，“吴”是名字，两者合起来，就是吴公之意。由于历史记载含糊其辞，没有说明具体，以至后人以为他们奔吴后建立了什吴国之类的事出来。无锡有梅村，泰伯兄弟二人“奔吴”之后落脚梅村，你想一个小梅，而且为“荆蛮”之地，建什么“勾吴”国，你想有可能吗？南朝无锡县令刘昭的《后汉书·郡国志注》等，有泰伯冢在梅里的记载， “梅里”即“无锡梅村”，唐时的张守节在他的《史记·正义》注“吴太伯”也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说得十分的确切了，记载的“梅里”范围莫不就是一个村吗？四、“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也就是说，他们兄弟二人因为从俗了“荆蛮”，当地的苗族人认可了他们的“义气”，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他相处，或许因为他与当地苗族人修筑河流——输通伯渎河，好多人家愿意跟随他。这里的“千余家”是个概词，不是个具体的量词。“立为吴太伯”是对泰伯的尊称，而不是他当了皇帝。在泰伯庙里，我看到人们将他塑成了皇帝的样子，头上还戴带秦始皇那样的官帽，还着官服，十分可笑。泰伯在周朝都“三让”其皇位了，才跑到这梅里村来的，且一定是来做个地道的农民的，他根本就不是个官，更不是皇帝。在古代，苗族社会没有官的，充其量当个寨老或族长而已。那时的梅里苗寨其风也好，夜不闭户，人人平等，邻里和谐，泰伯兄弟二人就是向往那样的社会，所以才到了那里来的。泰伯奔吴，融入了苗族社会，我们说此时的泰伯、仲雍已是苗族人中的一份子了，我想他们已经是苗族人了。 当地说泰伯奔吴，开发了江南，并现存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像“皇渡河”、“荒三千”、“九泾一渎”、“荆村”、“蛮巷”等，并赋予了丰富的历史传说。传说无从查考，无以为证。开拓江南的，我想也是，也不是。因为那时苗族人绝对早已开发了江南，只能说他们的到来带来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梅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梅里村，我们见到了伯渎河，相传说为泰伯开发江南时所修，但在尚未得到考古证实，这只能作为一种传说。尽管如此，作为比京杭大运河更早的古代运河，伯渎河的历史依然是漫长而古老的。据考证，伯渎河在吴王夫差时已存在。 泰伯这位族长没有后代，泰伯去世后，仲雍成为传代始祖。也就是说，吴姓后代是仲雍所传的。泰伯去世后，名人对泰伯的推崇多为言表。孔子《论语·泰伯》称赞他“可谓至德也矣”；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帝王世家”之首；唐代诗人皮日休在《七绝》诗中对他“一庙争祀两让君”的行为也大加赞赏。3800多年来，歌颂泰伯及其立国梅里的诗歌，有记载的多达300余首。帝王的褒扬则表现为追封。东汉桓帝钦命监修泰伯墓和泰伯庙；晋明帝追封泰伯为“三让王”。在苏州和无锡梅里也修有泰伯庙，规模以泰伯奔吴所在地――梅里（梅村）的泰伯庙最为宏大。因为泰伯三让王位，泰伯庙也叫“让王庙”，泰伯殿也被称为“让王殿”。让这位原本是农民的村民享尽了“天子”的地位，其后代以此为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当天子，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