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学还是重术改稿.docVIP

重“学”还是重“术” —— 纵声喧哗中的研培机制改革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远程 西方有句俗话叫“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以这句话来附会此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关于加大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力度的改革措施，倒也差强人意。2009年3月6日，教育部宣布，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研究生培养将从过去的研究为主转变为应用型为主”，以至于历史系的教授经常要对学生强调忍受寂寞和练就“坐冷板凳”功夫的重要性。该教授的“怨言”很能反映问题。如今集合在基础人文学科门下的学生来源均属五花八门，文理跨科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单以川大历史学院近现代史专业为例，我们2008级30名复试者中，跨专业者占到了一半以上。不排其中除个别有志于史学光大的学子，但我所听到的却大多是“拿个文凭，好找工作”的肺腑之言。也许有人认为此次研究生培养应用化改革正是要为这类学生找一条生路，但是我思考的问题是：学术是否真的只有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有用”；尤其对基础人文学科而言，讨论学术的有用无用是否有意义，更毋庸说摆开阵势专门搞研究生的应用型培养了。 著名历史学者罗志田先生曾说，他们“这一辈学人中的多数早已放弃以学术‘改革社会’的奢望（只要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融化已是万幸）”。罗先生本人并不反对以学术影响社会，但是前提是学人自身的学术修养要相匹配。换句话说，罗先生与其说赞成以学术影响社会，倒不如说他更赞成以学术精神影响社会。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应用型的学科加强技术性的训练，但是基础人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所蕴含的最宝贵的价值所在恰恰是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历史家与文学家的魅力所在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社会运动，而在于他们的精湛学术和深邃思想。有人将高等教育看作是一座远离尘世喧嚣的象牙塔，而研究生教育无疑就是这座宝塔的塔尖。西方中世纪的教堂塔尖高耸云端，令人瞻仰之际自觉产生天堂静穆的敬意。对于基础人文学科的学术而言，其对社会理所应当、事实上也能够起到的作用正是保持自己的超然和独立，维护自己的清高与光荣。每当置身其外的芸芸众生举头高瞻的时候，在他们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学术天堂般的敬意，从而生出进去看看的念头，从那一刻起，人们的心灵得到了真善美的净化和升华。这也许就是学术之“用”，这正是学术之“用”。 返回到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论争，除却基础人文学科不讲，单论那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学科学理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宁静的、严肃的、毫无浮躁之风的学术讨论场域。且在这些学科之中，“学”和“术”未必能够划分得那么清楚 。如今研究生教育大张旗鼓地鼓励应用型的研究生的培养，无疑昭示着教育界的关注重心从“学”向“术”转移。教育界的用意不可谓不美，但在一个历史感觉特别敏感的后生小辈看来，教育界此次对研究生的学术型取向大张挞伐，其余绪所及，恐怕不仅仅是学校，更深层次还是社会。虽然教育界本意绝非要以此来建构重“应用”轻“学术”的社会导向，但在社会看来，却似乎恰恰如此。 余论 此次教育界关于研究生培养方案改革的论争，不可谓不热烈。人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但是由于论者缺乏共同的思想平台，所以这样的讨论也只能是“自说自话”。尽管不少长期工作在研究生教育战线的老专家老学者深谙“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道理，但是在诸多论者之中，他们毕竟不占多数。学术既然是公器，则既可以解读为“人人可以拿来用”，也可以理解为“公共财产”，不属任何人所私有。保持学术的超然地位，对于发挥学术的真正功用，至关重要。如果有人随意地将学术视为“利事”之“器”，任意将之套用于社会，并美其名曰“发挥学术的社会功能”，则斯人所标榜之学术，未必为真学术，而学术象牙塔也因沾染世俗尘垢而面目全非，失去了在世人眼中的那原本固有的光彩。至此，学术于世人心中再无法激起天堂肃穆的圣洁之情，学术也就真正意义上走向无用了。 教育界的初衷本在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顺应时代潮流。但若“顺应时代”成为学界有意追求的目标，单从研究生培养目标向应用化倾斜的改革措施来看，则正如著名学者顾颉刚所言，自谓最能适应时势者，其实只是受时势的驱遣罢了。 当然，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不可行，但要细致地做好配套的工作。 首先，导师要掌握好“学”与“术”的关系。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最好将精力打成两橛，即灵活引导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生朝着各自的方向正确地发展。 其次，以应用为取向的研究生则同样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偏重应用技能的同时兼顾理论的学习积累，以免出现“不学无术”的后果。 再次，政府要加大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力度和步伐。同时，还要保证针对那些不适宜于应用型与学术型分层改革的基础人文学科的投入，努力解决这些科系就业难的问题，使其师生能够安心学术研究。 我国的教育改革事业还处在摸索阶段，但是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