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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回避制度 公务员的回避制度是指为了防止公务员利用职权为亲属私情而对其执行公务和任职有所限制的制度。 公务员应回避的亲属关系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和近姻亲关系。 公务员回避的类型有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区回避。 地区回避是指为了保证官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职权，避免因裙带关系而形成复杂的关系网，防止其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属徇私情、谋私利，甚至利用职权实施职务犯罪活动，而规定其不得在本籍任职的一种制度。 任职回避，即国家公务员在担任某特定职务涉及应回避的亲属关系时，必须回避。既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别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等工作。 公务回避，是指公务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与所处理的事务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体处理结果和程序的公正性，依法终止职务行为而由其他公务员来行使相应的职权。 第七章 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 (一)行政决策的涵义 1、什么是决策？ 决策就是人们就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行动方案进行抉择的过程。 2、什么是行政决策？ 是行政主体为履行行政职能所作的行为设计和抉择过程，是政府部门在处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作出的决定。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体制主要存在问题 陈腐、消极的决策观念根深蒂固 决策权限划分不清 第三部门功能“虚化” 决策程序不规范 决策权与执行权未适度分离 二、行政决策过程 按步骤划分，一般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问题界定 方案设计 目标确立 后果预测 方案抉择 三、当前我国行政执行存在的问题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不稳定或没有能力为发展设计合理的项目，而在于它们没有能力将政府的决策和项目加以执行。 工作是开会，管理是收费，协调是喝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部门及行政人员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应付、曲解甚至抵制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难以在基层切实得到贯彻实施。 在实践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附加性执行（税费改革）、象征性执行（环保政策）、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 。 原因有认识性问题（见下例），但更为重要是利益性因素的制约。 (一)行政执行不力 (二)行政执行缺乏成本控制，效率低下 1、权力结构不优，部门职能重叠。 县农口为例,各县普遍设有农业局、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林业局、水利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十几个部门。 2、官僚主义的困扰，政府官员责任心淡化，部门间推诿扯皮。 如食品安全涉及部门包括农业、海洋及渔业、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 3、部门利益间的争夺。 4、行政执行的资源约束。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表现出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较改革前有所下降，而需要承担的财政支范围和数量却呈现出加大的势头。 5、行政执行中的弄虚作假。 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一些地方在行政长官的任用考核中仍然沿袭着僵硬的“政绩”衡量法，以速度论得失，以产值论成败，以数字论政绩。“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 6、监督控制不力。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监、漏监和错监，降低了地方政府因采取对策行为、违反中央政策意图而被查处的几率。 (三)行政程序不规范 行政主体在管理实践中仍存在任意弃置程序的现象，如越权行政，罚款不告知理由，不向相对人告知权力政务不公开，暗箱操作等等。行政程序缺乏规范，在行政执行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和障碍。 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10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考虑到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艰巨性，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调动基层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做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这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都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到了计划外生育的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当地群众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把超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了一种创收的途径，为了多来钱，对超生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对超生予以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