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外国刑事庭.pptVIP

第四讲 外国刑事庭审中的控辩平等 重点：举证责任、无罪推定、沉默权、交叉询问、非法证据效力 一、控辩平等的一般程序意义 （一）控辩平等的一般功能 第一，诉讼三方组合只是一种表面关系，根本的动力机制是控辩平等。正是人们的中立期望再加上控辩平等的保障机制，使得司法程序结构的核心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结构”模式。其中，控辩平等是关键性的。 第二，只有平等，才能使控辩双方的辩论成为真正的辩论，才能保证控辩双方都积极提出最有价值的意见，从而为法官创造一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条件。 国外有些学者也认为，一个公平的法律程序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作出公正的决定的可能性。程序正义的原则以及关于公平的法律程序的信念和这个组织在任何实际的决定中实现实质性正义的可能性上所起的作用，应当由经验加以证实。[1]另外，需实补充说明的是，控辩平等是制约审判的核心机制，并非唯一机制，其它还有陪审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以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对于保障法官的中立或判决的正确均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重要作用。 [1]参见（英）麦考密克、（奥）砚田贝尔《制度法论》，周叶荣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 （二）刑事诉讼国家控诉权对控辩平等观念的挑战 刑事司法作为司法程序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按理说控辩平等不应该有所怀疑，但当刑事司法中的原告以国家公诉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产生了国家控诉权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是否完全平等的争论，或者说国家控权的出现对控辩平等观念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争论焦点是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的诉讼地位高于辩护方地位吗？公诉高于辩护的观念国外曾经有过，国内则尤其明显，甚至至今都影响着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 （三）刑事诉讼控辩力量的先天失衡和纠正 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刑事追诉本身的特殊性而处于原始性的不利地位，我们谓之其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先天失衡。 这来源于刑事追诉本身的复杂性： 一是司法证明的复杂性要求控诉方具有强大的力量。不管何种性质的纠纷，其司法证明过程均具有复杂性，而刑事追诉尤其复杂。我们不仅看到，相当多的刑事案件发案时因纠纷一方甚至双方不明确而需要侦破，而且看到，就是那些不需要侦破的刑事案件，其诉讼证明的复杂程序也要高于民事或行政案件。因为，不需要侦破的刑事案件，诉讼证明的核心首先是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存在，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自首的案件，也应对事实是否存在进行调查；而相对来说，民事、行政案件诉讼证明的核心在于对事实作出评价，以明确纠纷双方在同一事实中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而确定其权利义务的分配，而事实是否存在的证明则相对简单。一般而言，多数民事或行政案件，原被告双方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人的逃避性、报复性直接产生了在判决生效前对其采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必要性，而正是强制措施的使用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尤其明显。 三是刑事追诉具有容易产生有罪推定观念倾向的固有缺陷。因为控诉方在立案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均是被害人的有罪控告，而接下来的侦查、调查似乎是为了证明被告人有罪而进行的补充性活动。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没有罪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的说法正反映了这种倾向。不仅如此，案件起诉至法院后，法官首先看到起诉书，也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有罪推定的倾向。这种有罪推定的原始性倾向加深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 理论界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检察官的先天性不足，认为“代表国家的检控方……立论比证谬要困难得多，……被追究人的辩护因自身的自由、名誉、财产甚至生命的危险而得到最强大的利益驱动，并同时驱动其它相关人员；而公职人员的行为不受这种驱动，且有更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在自由市场上势力强大的国营企业竞争不过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民营企业同理。”[1]“控方中的检察官由于端的是国家的‘铁饭碗’，又无明显的利益驱使……能否与辩护人真正‘对抗’起来，值得怀疑。”[2] [1] 龙宗智：《论刑事司法中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协调》，《中国律师》1998年第5期。 [2] 左卫民主编：《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犯罪与检察官个人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相对于利害关系的对方当事人——辩护人来说，检察官追求胜诉心态较弱，检察官的每一次懈怠的结果都可能放纵犯罪。”[1]然而，检察官追求胜诉的这种积极性的不足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控诉力量先天性强大的事实。理由是：其一，刑事司法程序结构本身是一种角色分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