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程序中证据法难题的法解释学分析.docVIP

逮捕程序中证据法难题的法解释学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充分吸收了司法实务的长期经验，以立法的形式细化了逮捕条件，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试图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从新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的情况看，新刑诉法细化逮捕条件、增强实务操作性的目的并未能完全实现。究其缘由，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仅有程序法上的“大刀阔斧”，而无证据法层面的配套协调，效果必定“大打折扣”。正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尝试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逮捕程序中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若干证据法难题进行了梳理和破解，以期解决审查逮捕在证据法层面的实务操作问题，推动审查逮捕实务的发展。 　　一、“证据裁判”原则在逮捕程序中的适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由于在该法条的条文表述中，“有证据证明”一语与“有犯罪事实”一语直接相连，因此，理论和实务上一直认为“有证据证明”是对“有犯罪事实”这一要件的证据要求，即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以及“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必须要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法条上所谓“有证据证明”，仅仅是针对“有犯罪事实”这一要件而言的，至于逮捕的其他要件尤其是社会危险性要件，是否同样要求有证据予以证明以及如何进行证明，法条表述语焉不详，从而使得该问题成为法解释上和实务操作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 　　更麻烦的是，就在刑诉法修正案出台后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即发布了对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第139条针对刑诉法第79条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性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即犯罪嫌疑人多次作案、连续作案、流窜作案，其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以及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即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前或者归案后已经着手实施或者企图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行为的;(四)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即犯罪嫌疑人归案前或者归案后曾经自杀，或者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试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在该条司法解释的第3、4、5项内容中，《规则》明确采用了“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有迹象表明”这一表述方式，从而将“有迹象表明”与“有一定证据证明”相并列，视同为认定社会危险性存在的依据之一。据此，认定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实际上有两种方式或途径:一是有证据证明;二是有迹象表明。换言之，认定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不一定要求有一定证据予以证明，“有迹象表明”本身也可以作为认定社会危险性存在的依据。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此规定，在证据法理上会否与证据裁判原则相抵触、相冲突? 　　所谓证据裁判原则，是指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其犯罪事实。这是证据规定的帝王条款之一，支配所有的犯罪事实之认定。［1］(P．344)对于证据裁判原则，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虽未明文作出规定，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第2条曾明确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学界公认，该条规定是从司法解释层面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明文肯认。此后，高检《规则》第61条第一款亦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办案活动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为根据。”按照高检官方出版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理解与适用》一书对该条规定的解释和说明，该条规定所表述的内容正是证据裁判原则，是从检察机关工作环节的角度对证据裁判原则的一种重述。［2］(P．48－50)据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的工作仍然需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审查逮捕环节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且只能以证据为根据，无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 　　然而，理论上有争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