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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适应新形势大调解机制 　　2003年4月，面对当时因经济转型而涌现的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南通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三年多来，共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136478件。调处成功率达97％以上，有效解放了基层党政领导的精力、解放了基层警力、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平安和谐和经济的跨越发展。 　　一、整合资源，整体联动，彰显大调解的本质特征。鉴于现阶段矛盾纠纷的新特征、新特点，南通市着力构筑融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于一体的大调解新机制。这一新机制的核心在于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实行整体联动。在工作格局上，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负责、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新格局。在组织网络上，全市构建了市大调解指导委、县调处中心、乡调处中心、村(社区)调处站、十户调解小组和基层调解信息员的大调解工作网络。在这六级网络中，突出县级调处中心的龙头作用和乡级调处中心的主体作用，以及村(居)调处站的基础作用。随着近几年各类经济园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大调解网络也不断延伸。现在全市9个县(市)区、134个乡镇(街道)和2255个村(居)、园区都建立了大调解组织，不仅组织逐步完善，而且日益体现其社会公信力。在工作职能上，县、乡两级党委政府授予调处中心矛盾纠纷分流指派、调处调度、调处督办、“一票否决”建议和渎职责任追究“五大职权”，确保了调处中心有责有权，从而使大调解的参与主体更为广泛，人员组成更加科学，调处工作更有权威。 　　二、立足“四大转变”。不断创新调处机制。随着大调解机制的不断完善，实践中呈现出“四大转变”的显著特点。一是变小调解为大调解。改变了以往少数人调解的模式，通过聚集和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建立各方参与、联调联动的新格局。二是变单一调解为综合调解。实现群众自治行为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对各种调解组织、调处方法、调处手段进行全员整合，综合运用民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方式，把党的政治优势与政策调节、依法调处和以德化解相结合，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全方位调处。三是变无序调解为规范调解。从接访、受理、调解到解决问题，实行一条龙服务，建立健全了预测预警、排查调处、情况报送、分流督办、部门包案、奖惩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使调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从过程到结果都严格进行约束。四是变被动调解为主动调解。针对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发性。把集中排查和经常性排查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增强调处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确保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县(市)通过建立调处小分队，实行“坐堂受理”与“巡回调处”相结合。主城区通过建立市区联动机制，培育联排联调新优势；各地通过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运作机制。县、乡两级调处中心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处理、限期办理”的“五理”工作机制，将辖区范围内涉及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民事争议、行政争议等纳入调处范畴，真正做到有案必受、有受必理、有理必果、有果必公。 　　三、把听证对话制度引入大调解机制，有效拓展大调解的新内涵。县(市)区和大部分乡镇调处中心设立了听证对话厅(室)，对政府即将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通过听证对话这一平台，就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说服教育，入情入理，循循善诱，不以势压人，不简单粗暴，使群众真切地了解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措施。同时，对改革和建设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可能引发的新矛盾，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不断完善，使决策能符合实际，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2003年以来，全市县、乡两级调处中心共组织听证对话1012场次，参加的群众代表32793人次。实践证明，听证对话交流为群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拓宽了了解政府信息的渠道，已经成为党政领导与普通群众增进感情的恳谈会、政策出台的咨询会、政策实行的诠释会、政策效果的评估会，成为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发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形式。 　　四、建立公调、诉调、检调三大对接新机制。实行大调解中心的社会资源与司法专业资源的有机结合。在“公调对接”中，实行县调处中心与县公安局、乡镇调处中心与派出所、警务站与村居调处站三个不同层面的对接。其中乡镇一级是关键，主要采取三种模式：即“驻所制”，由各级调处中心选派工作人员或招聘社会人员，经培训合格后，进驻派出所调处站负责调处110接处警中的矛盾纠纷：“派驻制”，由派出所选派民警进驻调处中心，参与矛盾纠纷调处：“移送制”，即派出所对110接报的复杂疑难矛盾纠纷，在先期处警取证后按程序移送各级调处中心受理调处。去年通过“公调对接”机制调处矛盾纠纷4762起，调处成功率达97.9％，实现了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