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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点能留得住东西 　　 　　张骥良，男，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1954年6月30日来到这个世界上，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起享受欢乐和承受苦难。视力接近于失明，却偏偏酷爱写作。发表作品200余万字，自认均属平庸之作。进入知天命之年后，才想起写点留得住的东西，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2008年初，他创作的历史题材长篇纪实小说《溥仪 终结一个时代的人》由盲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快30年了。发表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它们的生命力自然也不会长，一直想写几部能留得住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采访过《我的前半生》的责任编辑李文达先生。他对我讲了《我的前半生》的写作过程，他说：“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没有写进书里。有的写进去也被删掉了，删得很可惜。如果你要有这种写作愿望和写作冲动的话，抓紧时间采访几位仍然健在的皇族成员，重新写一写末代皇族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转折，把遗漏的许多东西补上。这对于末代皇族的研究，对于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个特殊群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李文达先生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相继采访了溥杰、李玉琴、李淑贤、郭布罗、润麒先生，做了长时间深入细致的采访，得到了大量的录音资料。 　　 　　我与皇亲国戚们的忘年交 　　我在《中国档案报》、《三月风》杂志等国内数十家报刊上发表过写末代皇族的系列文章。读者写信问我，你怎么会得来那么多材料呢？这些宝贵的材料就来源于我的几位皇亲国戚忘年交朋友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著名作家陈祖芬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学着写人物报告文学。要写人物，就离不开广泛的社会交往。在王昆仑、朱学范等老前辈的介绍之下，我走进了位于西城区护国寺溥杰先生的寓所。 　　早在相关报道中得知，溥老是个爱养猫的老人。可我这人天生胆小，见小猫、小狗都怕。可是为了能采访到这位赫赫有名的末代皇弟，只好壮着胆子找上门去。正所谓明知院有猫，偏向院里行。那天我是大着胆子走进溥老院门的。走进院门真的听见了猫的叫声，我心里一紧张，脚下便慌不择路，本来眼神就不好，慌乱中把人家的猫食盆子一脚踢翻。没想到这下子歪打正着，我再去溥老家时，这几只猫个个躲着我。 　　我后来和溥老成了忘年交，护国寺的那个小院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溥老的老伴是一位很和善的日本老人，她虽然跟中国人生活了一辈子，但中国话却说不了几句，几句简单的话说出来仍然很生硬。我当时称其为伯母，她知道我视力不好，每当我告辞时，她总要替溥老把我送出院外。在我与溥老交往的10多年里，我陆陆续续写了20余篇《晚清宫记事》。 　　皇后婉容同父异母的胞弟郭布罗?润麒先生，是溥老介绍我认识的。当溥老给我写下郭老的地址时，我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原来是街坊。他就住在我旁边的那栋楼里，我竟全然不知。这高楼大厦毕竟不是四合院，钢筋水泥似乎隔断了老街旧邻之间的亲情。 　　郭老家的门坎儿都快被我踢破了，在与几位皇亲国戚的忘年交中，我和郭老的交往最多，写他老人家的文章也最多。他在接受国内外记者采访的重要场合，总要拉我在场。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情况这位张先生他全了解。”有些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就会把事情的原委告诉记者，他毕竟是90多岁的老人了。 　　李淑贤老人是父亲介绍我认识的。父亲在朝阳医院工作，而李淑贤在关厢医院工作，这两所医院离得很近，他们因为工作关系认识多年。 　　李老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早年认下的一个干儿子还远在日本。特别是在她患病的日子里，想喝口水都没人给倒，更不要说吃顿现成饭了。我去她家时，有时给她买点熟食，因为我也不会做饭。 　　在她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有两个过去和我不错的朋友，他们都是作家。打借条从我这儿拿走了有关溥仪的大部分资料，连溥仪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的诊断证明书都拿走了。我想把这些宝贵的资料要回来，可借条都找不到了。你能帮我这个忙吗？”听了老人的嘱托，我的心里很沉重。尽管我心里想，借条都找不到了，我怎么张口跟人家要呢？看看老人病成了这个样子，我只好违心地点了点头。 　　两周后，听到老人故去的消息，我当时便去了西直门外德宝小区老人的寓所。当时只有肃亲王的孙女，也就是川岛芳子的侄女在场。 　　 　　1993年，我的一本书在长春出版社出版，我因出书事宜去了长春。在《吉林日报》社一位编委的引荐之下，见到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李玉琴。那是一位文文静静的女性，不像有些影片里描写的那样，把她写成了一位土得掉渣的女人。 　　看得出来，李玉琴对溥仪仍然是怀念的。我当面转交了溥老和郭老的推荐信，她显得很激动。着重谈了自己在长春伪皇宫里的那段生活经历，也谈了十年浩劫中，她在家人的怂恿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