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历史迷局.docVIP

北洋时期历史迷局 　　 　　张作霖的名言是：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连老张的种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进入民国时期。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不过，如果从北京政府的角度粗线条地概括，民国北洋这段，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还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有留学（德国和日本）经历，他们至少知道所效法的西方有称雄世界的道理。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中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他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做君子不如做流氓 　　 　　 　　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而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顺遂，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令人感到悲哀，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他没有干预国会选举，甚至没有利用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以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这些事一样也做不成。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