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大法官“艾滋病证人”之路.docVIP

南非大法官“艾滋病证人”之路 　　南非“儿童之家”长大的白人孩子 　　 　　埃德温?卡梅伦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南非志愿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俘虏，关押多年回到南非后，因为酗酒妻子离开了他，并将三个孩子――埃德温?卡梅伦和两个姐姐送往“儿童之家”。卡梅伦就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大姐劳拉12岁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 　　这段经历成为卡梅伦之后很多年摆脱不掉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姐珍妮都对我们曾经在‘儿童之家’的过去守口如瓶，我们觉得羞愧、耻辱和自卑。我不想别人知道我来自一个儿童收养机构而歧视我。” 　　上世纪南非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而这也得以使白皮肤的小卡梅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自己的努力下，卡梅伦先后在斯坦伦布什、牛津和南非三所大学以一等荣誉生毕业。之后，他选择了一直向往的律师行业，“需要高度智慧的挑战性工作是十分令人兴奋的，投身于法律，从深刻不公正的体系过渡到建立在宪法下的新的公正法律体系，这种参与常常让我有成就感，从而受到更大的鼓舞。” 　　卡梅伦所生活的南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它位于非洲最南部，人口4700万，70％以上是黑人，风景秀丽，常年蓝天白云，艳阳高照。可是，这里也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南非卫生部之前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4％。南非媒体透露，全国12.7％的教师、23％的军人、15.7％的医务人员以及30％的农民、矿工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南非社会发展部部长斯克韦伊亚说，预料“未来10年内，将会有大约600万南非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群多为青年和中年人，南非正面临着“艾滋病灭国”的巨大威胁。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还是一个新名词，令人闻之色变。埃德温?卡梅伦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隐瞒还是公开，十年的心路历程 　　 　　1985年，埃德温?卡梅伦的私人医生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擅自对他的血液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测试，并随之将阳性结果通知了他。卡梅伦之后回忆道：“没有预兆，没有计划??没有要求，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我毫无准备。他好歹也该斟酌一番，怎么样让我知道、让我接受才比较合适。” 　　而那个时候，人们认为艾滋病是一种“瘟疫”。当时，艾滋病还没有治疗的药物，卡梅伦感觉非常绝望和无助，同时还有深深的耻辱感：“更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所体会到的内心的一种被玷污感。是的，我非常害怕与人谈及此事，我感到非常羞耻，我被感染了，被玷污了。我的血液和身躯被近代人类史上已知的最引人注目的可耻感染所玷污了。” 　　作为一名法官，身边人们对他的猜测也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他频频被司法部的上级询问是否能做到司法公正。虽然大家知道这位法官生活严谨，不参加聚会，不吸食毒品，没有很多的性伴侣，但仍议论纷纷。埃德温?卡梅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因为担心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他一直保持沉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潜伏了12年的艾滋病病毒开始在他体内发作。 　　“从法官休息室往上走两层就能到达我的办公室，可我却再也走不完这段距离了，我知道得了艾滋病。差不多有3年了，我每天早上喝完茶，都要这么走一走：两段楼梯、4个平台、40级台阶。可是在1997年10月底的那一天，我却走不动了。每一步都好像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双腿的力量似乎已逐渐退去。” 　　卡梅伦这次患的是鹅口疮，因为长在食道里，不能进食也不能消化，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早已知道医生会说什么。我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忧虑、惧怕、否认。12年来，这种痛苦一直缠绕着我，包围着我。我嘴部和肺部的变化让我了解到我原本不想知道也不想面对的事实：我得了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人体罕见的痛苦折磨齐聚于此：罕见的肺部感染，异常的癌症，致残的病菌，全身流脓不止――因为免疫系统功能丧失，体力衰竭，濒临死亡。” 　　但是最终经过药物治疗，卡梅伦奇迹般地康复了。从这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再沉默：“原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但等我吃了这些药恢复了活力之后，我就决定，绝不再沉默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药物，它可以救我们的命。” 　　让卡梅伦鼓足勇气的原因还有一个――1998年的圣诞节，36岁的南非妇女古古?德拉米尼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社区同胞用乱石和尖刀残忍地杀死。随着这件令人悲痛的惨剧发生，卡梅伦终于决定告诉世人，我也是一个艾滋病人。“如果古古都能???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1999年4月，卡梅伦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当时宪法法院法官刚刚病逝，他的职位需要填补。根据规定，必须举行一个听证会，让4名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卡梅隆第一个发言，“虽然从法律和伦理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