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郁金香.docVIP

含泪郁金香 　　1986年5月，正是春风送暖的季节，我来到素有鲜花王国之称的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经Grig Benton(汉名班国瑞，现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和莱顿大学汉学院教授安东尼?塞奇(Tony Saich)博士(现任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介绍，意外地接触了一份极其丰富的私人档案，其主人是早已去世的马林(这里人们习惯叫他亨克?斯内夫利特)。马林这个名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凡讲到中共创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书籍都必定出现这个名字；说陌生，是由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这个人物总在一层雾霭的笼罩中。 　　我当时正为自己的一部学术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定稿，苦于缺乏第一手档案，极其丰富的共产国际档案当时还在莫斯科普希金大街15号的铁门禁锢中。荷兰的这一套档案，对我来说真如久旱逢甘霖。 　　历史研究者对陈年旧事的见证和记录――档案，都情有独钟。就像考古学家发现了地下文物，先是惊喜，然后总要下一番“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工夫。我在“磨洗”的过程忽然产生了一个问题：马林有个亲生女儿，她在哪里?命运如何? 　　没过多久，这个疑团奇迹般、戏剧般地解开了。1988年安东尼?塞奇教授来中国访问，为我带来了一张《自由荷兰报》。一看上面的照片，就令我不胜惊喜。一幅是西玛?斯内夫利特和她的父亲马林1933年在监狱门口拍摄的，另外一幅是西玛和她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姐姐蓓蓓见面时照的。还有一封奇怪的信，上面只有一个莫斯科的地址，主人就是西玛?斯内夫利特。塞奇教授为我翻译了报上的内容，讲的是马林父女在离别54年后竟“相遇”了…… 　　 　　马林和他的女儿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先说马林，他是荷兰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幼年受到的社会歧视，激发了他寻求社会公平的强烈愿望，17岁他还没有成年就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参加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1920年，他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在殖民地积累的工作经验受到列宁的重视，会后便把他派遣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建党。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三次代表大会，并曾赴桂林访问孙中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一直忠诚地追求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在人类面临灾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时候，他曾赴西班牙帮助那里的人民反抗法西斯，还和战友们组织了马列卢阵线，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4月3日死于纳粹的屠刀下。他是作为一个英雄死去的。在L?玛丽娅(L?Marie)和H?德文特尔(Hennie de Winter)女士的倡议下，他的战友会同难友的后代组织了一个非官方的“斯内夫利特纪念委员会”，每年11月都要派一些人到韦斯特菲尔德墓地种上郁金香，来年4月13日前后还会自发地组织一次扫墓。此时，上年种的郁金香便会捧出一个个“酒杯”，同来者一起祭奠亡灵。 　　再说他的女儿。1920年马林来中国后，由于他担负着多重使命，所以频繁地往返于中苏两国之间。在莫斯科，他住在共产国际的卢克斯大楼，就在这里结识了国际机关的工作人员西玛?扎尔科夫斯卡娅。1923年夏天，怀了身孕的她和马林一起到了中国。9月，荷兰和苏联革命者爱情的结晶小西玛降生在红色苏维埃大地。1924年三人先后回国。 　　马林是一个国际性人物，共产国际活动中的许多事件都有他的印记。他的政治生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而兴而衰。但是，他的女儿却一直不知道父亲的身份，母亲对此守口如瓶，直到1965年去世也没有向女儿说明情况(事实上她自己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女儿体会到的，仅仅是母亲想“保护”她。但这是为什么，女儿不得而知。 　　这里有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从1923年起，俄共(布)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也展开了同样性质的斗争。托洛茨基认为不能提倡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世界。这种速胜论的乌托邦情绪感染了许多急于改变受压迫者地位的革命者。生就一副热情性格的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同情托洛茨基的观点，因而客观上站到了反对斯大林的立场上。他有时还给斯大林写信，为在此问题上受迫害的人鸣不平，这就构成了他的“前科”。由于在国际共运中托洛茨基反对派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1937―1938年的苏联大清洗中，有“托派嫌疑”的人不言而喻是百分之百的“人民的敌人”。后来托洛茨基也遭到暗杀，托派面目就更加扑朔迷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特别是在苏联，普遍存在着“谈‘托’色变”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西玛的母亲一直回避跟女儿谈及自己的丈夫――一片舔犊之情：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孩子们可以免遭迫害，“不知者，不为过”嘛。 　　 　　寻找父亲